南产:他讥笑什么?——对《写在第四国际边上》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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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介文章:

台湾《左翼》杂志第九号刊登的《写在第四国际边上》

他讥笑甚么?
------对《写在第四国际边上》的回应


南产


《左翼》在第九号刊登孙善豪的《写在第四国际边上》后,盛意邀香港的先驱社作出回应。先驱社感谢这个邀请,但认为没有正式响应的需要,不过不反对个别社员作响应。我在此表示一点个人的看法。
孙善豪早已对托派第四国际「有零零星星的概念」,而且听过第四国际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孟戴尔(Ernest Mandel)一场演讲,七年前又在柏林参加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庆祝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七十年和国际委员会四十年的会议,随后写了《写在第四国际边上》这篇文章,当时已经发表过。现在他略为修改后,把这文章交给《左翼》作第二次的发表。根据作者和这篇文章的历史,我相信任何读者都会抱着不小的期望,想从这文章得到对托派第四国际相当的认识。可惜,我相信,他们读后难免相当失望。至于从中感受到多少「趣味」就难以估计了。
读者很容易看出那文章对第四国际所作的判决:「社会主义的死硬派」,「还是在恩格斯的阴影下面......相信命运」,「不过证明自己是弱者罢了」,「教条」得令人反感,「大概已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它已经没有生命力,没有未来了,反而,它只能靠不断咀嚼自己的过去,来维持现在的生存了」,「不断覆述过去,......对现在和未来提一些空洞的训诲」。
必须承认,这样的判决不算太坏,起码比从前苏联法院、第三国际、中共等的判决,「工人阶级的叛徒」、「反革命」、「两面派」、「暗害者」、「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等等好许多。不过,那些更严重的判决,虽然后来连官方都不得不正式彻底推翻,在判决的当时是提出了许多「证据」的,至少形式上是有根有据的。现在读者能够在孙先生这篇文章里找到的证据恐怕很少,至少鲁钝如我的只能找到很少,而且是很无力的。
「社会主义的死硬派」或「虔诚」派,这个判决或者称号,我作为一个托派甘心接受,而且不要求孙先生提出什么证据。在我看来,对自己的信仰虔诚或死硬,不是羞耻或坏事,倒是光荣。虽然我自己是神论者,但是对于真正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是尊敬的。我相信这不是我特有的「弱点」。我懂得(大概懂得吧)「虔诚」和「死硬」两个形容词的含义虽然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前者是褒义词,后者是贬义词。所以,说人家是「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大概暗含着社会主义不是好东西,至少早已不值得坚持了的意思。倘若这想法不是错误,就可以推想到孙先生大概不是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大概他已经不相信社会主义,或者认为:甚么社会主义不社会会主义,根本无所谓,随时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推想而已,并没有充份根据作出确定的判断。而且这点根本是顺便提到的,无关主旨。
读到「信仰」和「虔诚」,自然会联想到世界革命是否必然来临,马克思(或恩格斯)主义的历史观是否宿命论这些问题。孙先生在七年前那次会议上看见托派「还在谈着要服从历史客观法则,要准备迎接即将必然来临的世界革命......等等」,就认为这「就像人......在彷徨无依靠的时候......相信命运一样」,「不过是证明自己是弱者罢了」。在孙先生自己看来,大概这样的论断已经坚强有力、很足够了。但在鲁钝的我看来,这里面还大有问题。
首先,相信命运的人不一定是彷徨无靠的弱者。例如中国历史上(外国大概也差不多)每一个皇朝的开国君主都自信是「奉天承运」,许多枭雄豪杰都以为自己是命运注定的成功者,不会失败,有的因此结果在愚蠢的冒险中失败。所以,根据相信命运就判断一个人或者团体是弱者,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大前提错误。为甚么孙先生那么容易判断人家是弱者,而忽略了其实也很常见的强者方面的同类表现呢?也许是因为孙先生对弱者的心理太熟悉,而对并非弱者的心理太不熟悉吧。当然,这点也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并非确定的判断。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据我了解,决不是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所说的历史客观法则,并不是宿命论,只是说人的行为和思想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要受到某些客观法则的限制。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改变,更逃不脱某些客观法则的限制,不能尽随人意。注意:是说受限制,不是说命定到某时某刻一定出现某种具体的情况。所以这不是宿命论。至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来临和成功,更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大师有过宿命论式的宣告。相反,在许多场合,尤其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再警告: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文明毁灭。托派更特别强调这点。这正是「死硬的」社会主义者的特色。这同宿命论恰恰相反。他们有时说「迎接必然来临的世界革命」甚至是革命胜利,那不是宿命论,只是一种决心和信心的表示而已,好比球队出发比赛前有时高呼我们必胜一样。反过来,那些登上了统治者地位的共产党,在倒台以前,确实以为他们所相信的那种社会(共产主义制度)是宿命地永远必胜的。
孙先生根据七年前那次会议的印象,就判断第四国际一味不断回顾历史,对现在和未来只提一些空洞的训诲,「迎接革命,到底要准备甚么呢?不知道,至少没有说」。很抱歉!我不能不说,他这指责倒是很「空洞的」。他并没有具体说出,他认为当今世界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是甚么,而第四国际完全不谈,或者谈得很空洞。况且,我倒在孙先生那文章里找到一点相反的证据,就是:「明年起,这个国际委员会将在全欧洲建立党组织,配合各地情况(例如法航工人罢工、德国工人抗议等等)发展工运」。在我看来,这证明就在那次会议上人家也谈了当前怎么办和怎样准备迎接革命。也许孙先生认为,这谈得很不够,或者根本错误,可是他的文章并没有这样说明,只空洞地责备人家不谈现在。
从那次孙先生参加国际委员会的会议到现在快七年了,照理孙先生能够对托派得到较多的了解,至少孙先生应该看过他那次在会场上买的书,可能进一步了解国际委员会实际干些甚么或者不干甚么,由此提供证据来证明他对托派的判断。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仍旧只是把那篇相当空洞的老文章拿出来。这样,在那些只要有人骂托派就高兴的人也许觉得「有些」甚至很有「趣味」,一般左派读者恐怕就未必了。在这种情形下,甚至人家想同孙先生严肃地讨论一下都很难。因为他一味讥笑、指责,却没有拿出甚么象样的理据。
此外,他还「笑人家没甚么势力」,笑人家会后向出席者募捐。这有甚么道理、甚么意思,就留待读者自己判断吧。
最后,关于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还想说几句话。
孙先生说孟戴尔是第四国际总书记,又说他是「斯巴达克主义者」一派的,这两点都不是事实。第四国际从来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而孟戴尔从来都不属于斯巴达克主义者那一派。孟对斯派有许多强烈的批评,有些文献连中文版都有。孟属于统一书记局那一派的第四国际,而国际委员会的第四国际是另一派。各种自认的托派多得很,彼此的差别也很大。谁也不能代表全体的托派,更不能为全体托派负责。我个人认为统一书记局那一派是最正统的组织。但这并不表示我认为统一书记局一贯完全正确。我们根本不相信一贯绝对正确的神话。
至于孙先生对另一些历史事实的说法,例如「宁汉分裂后的大革命、南昌起义等就是托派的策略」,实在令我叹为观止。国共合作抗日,可说是共同保卫中华民国或中华民族,没有听见别人说过这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时「社会主义祖国」还没有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呢。


2000年9月27日,本文转载自台湾「左翼」第十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