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哲老師在演講一開始便以幾個有趣的問答題與在場各位同學與老師進行互動，
例如是上一次看電視是多久之前?
以幾個簡單的問題了解到電視在目前為止，閱聽眾認為電視仍是以「收看」為主。
而唐老師以梵谷畫《播種》做為比喻，以農業隱喻。
他認為早期電視的三家播種，就像是農夫，好比是農夫的任務：seed-word-voice-semen-offspring。
而最後則是播種之收成的結果。然而在播種和收割之間的不確定性，我們對於廣播的界定，
乃至於到業界也是一種不確定性，收視率的制度即是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因為「線性模式」凸顯了當代對傳播現制的想像。
當電視走進了家庭，改變了家庭模式，成了一個逐漸褪色的文化圖像，然而電視媒體的出現，
面對了傳播典範的轉移，一種由下而上的集團文化、參與方式的改變，傳統媒體的危機紛紛出現。
非線性年代下的廣播，內容提供方式轉成非線性，例如：內容與平台依附的關係加速剝離，轉而變成消費者掌握主控權。
又何稱非線性？例如：網友利用舊有的內容重新編製、再製、重新上字幕等等，放上網站平台供其他人點閱。
這種也是作為批判的實踐方法之一。然而電視機所存在的空間已是在臥室岀現，用連結的概念呈現，進而打破單線傳播模式。
廣播實踐的變異：或許我們在消費電視，但還是離不開被動接收者的觀念。
網路成了電視的片庫、網路字幕組的無償勞動、電視向平民轉（demotic turn）
例：素人變明星、網絡化電視和觸發式的社會動員，例：peopo平台。
訊息的流通變得難預測。唐老師也指出：廣播的新社群性：網絡化的年代，應重新思考。
課堂最後簡妙如老師也舉出了例子討論，他認為在臥室中的螢幕不是電視，而是screen，廣播線生產模式打破引導的模式；
唐老師也認為screen的使用方式也有可能是電視，電視扮演的是硬體也可能是行動硬體、播放器，是多樣化的產品。
戴皖文主任也提出了從這個主題中連結到傳播的問題，學者想建構出的是下一個世代如何面對土樓與土樓間的連結，
cluster and cluster間的傳播，傳播平台凝聚社群的連繫方式，如何介入制度的設計也是建構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