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在香港[研訊學刊]2010年刊出
4000年前中華語文一次重大變更的初探
楊偉國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董事;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 博士)
筆者主要研究資訊哲學問題，多年的業餘天文觀察和愛好，讓筆者無意間窺探了古夏民族的天文知識與語音的一些奧秘。筆者知悉4,000年前中華遠祖的主流語言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一音一義的“漢”語言，而是接近於拼音方式！學者稱之為“膠著語”，有關中華大地上的這一語文的重大改變過程，沒有被學術界更詳細地研究過。
世界語言研究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進行：語言發展的譜系和語言的結構方式。若從世界語言結構來看，則可分為孤立型、粘著型和屈折型三種主要類型。多數民族在發展文字形式時，都不知不覺地拋棄了原始文字中的形象資訊，一步一步走向了表音、屈折言語。
唯獨中華大地上數千年來一直使用了一種非拼音的漢字，語言學者稱之謂“孤立語”或者“詞根語”。使用一音一義的方塊漢字及其衍生語言主要是在亞洲東部地區，形成了一個被學者稱為漢文化圈，或者稱為漢字文化圈。
當人類發展了語音和語法，人類的整個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變，創造了地球新文明。在發展語音、語法和創造了表音文字之際，音符與語義的明顯分離而創造出母音和輔音，語法SVO(主動謂)更是蘊含了對事物時序的把握。人類把使語法進一步發展出其他規則：VSO(動主謂)或者SOV(主謂動)等等，人類的大腦理解功能和表達功能更加顯著地分工。
1. 方塊漢字是複腦文字──左、右腦葉均有漢字的認知能力
中華大地使用了數千年的方塊漢字，究竟在人類歷史中有何價值？
亞洲中的日本是最早起步追隨西方文化、學習歐美最快的國家，她在亞洲中亦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現代科學和臨床醫學等都能緊追西方的發展。日本是兼用假名(拼音文字)和漢字雙文字系統，在研究漢字和假名在腦功能關係上，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天然條件。在1974-1989年間，日本神經科學家證實：日本人大腦左半球對漢字和假名均有認知作用；大腦右半球則幾乎沒有對假名的認知作用。
中國學者(郭可敬, 1985, 17-24頁)引用美國學者羅津(P. Rozin)以漢字字卡去醫治西方兒童的“閱讀不能症”，認為需要重視中國漢字的大腦不同認知方式。通過多年的科學實驗，證實日本假名和西方拼音文字一樣，都是偏向大腦左半球的“單腦文字”(郭可敬, 1992, 42頁)，日本漢字和中國漢字則與大腦左、右均有關係的“複腦文字”(高定國 等, 1993, 363-368頁)(郭可教 等, 1995, 78-83頁)。因各種原因而切除一側大腦的病人，在分析東方漢字用戶與其他拼音文字用戶之間的差異，殘留的單側大腦在文字認知功能上有著極明顯的不同。
應用漢字的華夏後人是否天生的左、右兩頁大腦同時並行使用？
不！我們七、八歲未認真識字前，也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一樣的左、右兩頁大腦明顯分工的！華南師範大學的學者研究多年的結果(許世彤 等, 1992)：應用拼音文字的人群（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和西藏藏族居民──他們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拼音文字），兩頁大腦是明顯的分工、各有不同的優勢。只要他們（包括來華任教的外籍教授）願意學習漢字──不是單單只說漢語（口語），約五年之後，思維過程竟會逐步走向兩頁均衡並行使用！
1996年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和日本電話公司公報了多年的合作研究結果(香港《文匯報》, 1996)：象形漢字與日本字元（假名）在日本人的大腦反應速度，竟是0.1秒和0.3秒之比﹗主持研究的小谷誠教授解釋了實驗結果：人們認識拼音字元需要三個過程，從光學畫面圖案接收字元資訊後，要先在左腦判斷確認，把圖形轉讀為音節，一串的音節次序結合要在右腦操作，但音符組合的意義概念又必須回到左腦檢出才能決定行動。左右左三步剛好0.3秒；而中文字元在大腦兩頁均有反應，只需0.1秒！
2. 特殊的自然環境塑造了中華傳統思想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從中國《前漢書》中，找到“有黑氣大如錢 居日中央”，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太陽黑子文字記錄(李約瑟, 1978, 637頁)，比其他民族早900年已知道太陽上有黑子活動。《前漢書》的記錄：“黑大風起 天無雲 日光晻、、、成帝河平元年 正月 壬寅朔、、、日出赤 二月癸未 日朝赤 且入又赤 夜月赤 甲申 日出 赤如血 三月乙未 日出黃 有黑氣大如錢 居日中央”。
筆者與中國學者對這段文字的仔細分析，認為它已經揭示了華夏人能夠看到太陽黑子的自然條件。中華大地上的黃土有2,000,000年長久的歷史，它更是北半球一個很獨特的自然現象。黑風、怪風、妖風、霾風、黃風，甚至泥雨等描述，都是古人對黃土風沙的不同形容和寫實。連續多月的黃土風沙使太陽減光變紅變赤，月亮亦呈現赤紅，古人就容易在紅太陽上發現了黑子現象。
在7,000年前人類還未有文字、更沒有任何科學儀器的條件下，華夏子孫就在黃土風沙的天然減光(楊偉國 等, 1997, 65-67頁)作用下，肉眼就可清楚地看到太陽上的大黑子活動。日食而現出漂亮的日冕和日面上的大黑斑，古人把左右橫伸拱托的日冕形容為雙鳥朝陽，紅太陽上有一大片黑斑（中華後人更進一步把它形容為居住在日中的神鳥──三足金烏鴉），兩者一併刻描在硬骨板上，把這歷史見證作為一塊崇高的藝術品，數代都懸掛在胸前。在河姆渡還出土了相似的另外一件雙鳥負日的骨板雕刻。
3. 漢字中形象資訊有多層次的“象”
自然環境使黃土地華夏子民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思維模式，原始思維首先要反映在最古老的科學探索上。
一個現在已不常用、但極不尋常的“胐”字引起了筆者反復的深刻思考，這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現了。筆者在《說文解字注》第七篇“月”部中找到：月、朔、朏、霸、朗、朓、期、朒等字(段玉裁, 1955, 316-317頁)，有關滿月的“望”字竟被放在“亡”部(“朝”字亦不在月部)，這幾個漢字都是針對不同月相和所在時刻的描述。朔、朏、霸、朓、朒等都是對新月或殘月的陳述，朏、霸更是差不多的同義字。
月齡初一是肯定不見月亮的，初一之前、後(初二)也不一定可以見到月亮。從天文現象來分析：只有月齡初三的月亮才是肯定可見的時刻！而一個“朏”字正是此刻的專用術語！古人從不可預見的月相，反推肯定的“朏”現象！直到周代，這“朏”仍曾被定為月之首日！“朏”＝“初三”，只是在周代以後的一個新理解。中華古人竟在3,500年前已達到這麼高的水準！並非原始思維中的一種幼稚表現。南方夏族古人對這些自然界出現的微妙資訊、偶然資訊、特殊資訊、交流資訊、圖像資訊產生了獨特的思考(楊偉國, 1998, 59-64頁)。
筆者更深深地思考和斟酌古人這一突破，難道只有3,500年這麼短嗎？
華夏古人不單定義了“朏”的資訊，更從月亮在各時段“朏”的星空區域，詳細描繪出來──資訊背後的另一資訊，這是天文觀察上多麼高水準的決策！在滿月“望”時人們難以得見天上的星星。一年之內約有十二個“朏”的時刻，不同時段的星空繁星，構成了傳世的十二地支符號！每一片甲骨文中都有這22個字元的出現。若對天文有些瞭解，“子”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個極完美的“獵戶座”構型！代表著夏族的“參星”，衍化而來的“子”居十二支之首，證明最先使用這套系統應該是夏人。
鄭文光根據天文歲差的科學計算(鄭文光, 1979)，“子”參宿一(獵戶座ζ)現時的赤經與古代赤經的差距是3時20分（3h20m），參為古代夏族的“大辰”，“子”為春分時應在西元前2100年，經數百年的天文歲差推移之後，商代的春分時刻，“大火”星成為商族的“大辰”，這完全合乎天文星體運動的計算結果。
天干地支是中華傳統文化極為奇妙的一個系統，出土的甲骨文就有一套完整的干支表，學者估計這只是訓導初刻者的練習骨片。
聞一多早就注意到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兩個成數──三十六，七十二。為什麼這兩個數一直貫穿各個中華學術派別的學術思想(聞一多 等, 1994, 170-181頁)，甚至於整個華夏歷史？研究古天文的中國學者與西南彝族學者一起解開了這一個大奧秘。
現居於雲南一帶的彝族是古代羌戎族的後代，他們曾流行一種一年有十個時段的日曆──十“月”曆(陳久金 等, 1984)，一年五季、每季兩“月”、分雌雄月、每月卅六日、每季七十二日，所以一年有360日、另有5-6日為過年日。這個“月”跟月亮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它是一個完全的太陽曆，傳統思維中的陰陽、雌雄、五行關係在這日曆中清楚地表示了出來。36、72亦是其中重要的成數，原始夏族曆法中的卅個節氣、上元、下元等多種描述亦獲得清晰的解答。
在《夏小正》、《幼官篇》和多部古代有關北斗柄的指向確定月份的細緻研究中，清楚地說明夏代是使用過一種一年只有十個“時段”的日曆，而這種曆法與發掘出來的十“月”曆極為吻合。
夏禹亦有被稱為戎禹。彝族學者認為夏文化與彝文化有深厚關係。有不少學者早就指出，雖然《夏小正》等有關夏文明的文獻是後人孔子等整理而成的，並非夏人的著作，但是它的確反映了一些夏文明的真實情況。例如，在《夏小正》中就有“南門”星的描述，這一顆星是在南緯 -60°，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北方族群是不可能看到這一顆星的！只有曾經生活在南方長江流域的古人，他們才能有所認識。所以，夏族應不是黃河的土著民族，只是因故而遷徙到北方來。
4. 方塊字與華夏口語的歷史關係
更有學者多次表示：天干地支的古代命名有一套複雜系統，難以理解古代的含義。曾有中國知名學者認為這是由印度傳入的天文知識。
而《爾雅．曆書》記載“天干地支”就有一套難以理解的命名稱呼：
十二支 天文之次 夏名稱 月名
子 玄枵 攝提格（提格） 監德
丒 星紀 單 閼 降入
寅 析木 執 除 青章
卯 大火 大荒落（大荒駱） 跰踵
辰 壽星 敦 牂 開明
巳 鶉尾 協 洽（葉洽） 長列
午 鶉火 涒 灘 大音
未 鶉首 作 噩（作鄂） 長王
申 實沉 淹 茂（閹茂） 天睢
酉 大樑 大淵獻 大章
戌 降婁 困 敦 天泉
亥 娵訾 赤奮若 天皓
十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歲陽 閼逢 旃蒙 柔兆 強圉 著雍 屠維 上章 重光 玄黓 昭陽
殷商、周人曾經打算放棄夏族的禮制（主要是天文曆法、正朔），但周人最後還要回復使用夏禮！《爾雅．釋天》有關年歲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現今大眾只留有年和歲概念，不再用祀、載，“載”多在詩詞歌賦中為了押韻而出現，我們亦清楚它是“年”的另一表達方式。我們對傳統日曆亦稱為夏曆或者農曆，因為夏代已經使用了世界上獨特的陰陽合曆。
通過中華古文明中的玉文化、三足鼎器、饕餮神征、絲文化、稻種植、水井技術、多音語言等方面考據，學者論證認為古夏民族應是六、七千年前的江浙河姆渡──良渚一帶的古越族文明的後代(董楚平, 1988)(陳剩勇, 1994)，因5,500年前的一次極為嚴重的海侵反灌，不是河水氾濫，因而散佈各地。
《孟子》篇清楚說出夏禹大水“水逆行”。大水不是慣常由西泛來的江河水，倒是由東流向西，只有海水的倒灌──海侵。它迫使古越夏人棄家內遷散佈各地，使河姆渡、良渚文化被終斷了幾千年。古夏民族(夷)分散至東北、西北、東南等地，其豐盛的文化成就被其他部族充分吸收發揚。
曾經有夏族居停過的地方都留有夏語言痕跡，這是一個明顯的證據；另外唯一記錄了古越人語言的《越人歌》，是春秋時代楚國令尹請人用漢字語音記錄保存下來的資料。近年有學者，把這越人歌與西南壯侗語進行語言科學上的比較，首先根據音韻學家對漢字的上古音擬標出每個漢字的中古（隋唐）和上古（周秦）音，然後與壯語詞逐個對照，得到古越語與壯侗語言有相同語源關係的結論 (陳國強, 1985, 31-38頁)。
但是，夏族的多音語言，民族學家林惠祥對此多音言語稱為“膠著語” (林惠祥, 1996, 114頁)，它竟敵不過中原其他部族單音言語的歷史洗禮。追查林惠祥引用羅香林的文章，羅香對古越方言有更詳細的研究(羅香林, 1933; 1940)。他分析了語言源流、古越音記錄、複輔音與連音痕跡、詞式倒置等特點。就在夏族與其他商、周族群400年中的鬥爭、融合過程中，雖然夏文化大部份被繼承，但夏族膠著語卻退變成為一種方言，或者作為一種語言化石留存在一音一義的漢語言中。因為夏語言與日後中原語言有明顯的差異，無法在文物中再找到更為準確的語言記錄──文字，儘管不少學者渴望能在歷史上再往上溯探黃帝堯舜的真實性，但估計極難實現！
正因為古夏族已經散佈於中華大地的各處，這一套符號規範竟能夠溝通各地不同的口語，不同民族亦可有相近不遠的把握。例如甲骨文中的“昔”字，就是一個“日”之上方或者下方，有水波紋的刻劃，總之，它表示了昔日曾經出現過的一次重大事件，可能就是對5,500年前海侵的歷史寫實(陳剩勇, 1994, 195頁)。
經歷了幾千年的演化，方塊漢字成為世界上一種表意文字，亦有學者稱為拼形文字或者拼意文字。它沒有時態，一個字就是一個詞素，以字為基本單位元的文字結構，字形在歷史長河中已經不斷地簡化、提煉，甚至原有的象形成份完全消失了。在與世界各民族交流接觸的過程中，漢字不斷增加了它的詞彙數量，但漢字並沒有因此而要大量增加新字，這是其他拼音文字無法比擬的極大優點。
現代中國華人仍能輕易讀懂800年前宋代的著作，這是西方人極難以想像的文化客觀事實。甚至於，現代西方的文化人日常出差和旅行，他們提包中都有隨身字典！華人世界的字典，都只會存放在書架上（小學生亦會因要求而帶上學）。
5. 現化中華語言中的古夏語言化石
5,000年前，背負著有較優秀古越文明的夏族人，雖然廣布中華大地，新移民肯定會與原居民有爭鬥的。夏族新移民較集中居於現今山西南、河南北部一帶，以“河、洛”為核心，4,000年前建立後來的夏王朝。
現今的漢字語言是以古黃河一帶殷、周民族的一音一義語音為基礎，但是他們完全接受了古夏越族的象形記事符號為語音載體，發展出一套極為獨特的東方文字系統。古夏言語退卻在流行語言外，只是作為一種語言化石保留在中華語言內的一些殘留物，我們要花極大力氣，小心地才可發掘出來。但是，這種語言化石極珍貴地、極深刻地、極長遠地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展。
著名廣東學者羅香林教授80多年前已有詳盡的研究。夏言語中對人的稱謂是把尊稱在前，名字在後（歷史上的後羿、帝昌、胡人安祿山、廣東人稱阿某阿貴等等，都是對男性的尊稱）。在911事件後，美國發表的通緝名單中，字頭多有Al.., Ar.., An.., Ab.., Ap.., 等等，它們就是韃靼人安、阿的音轉，這是古夏人對男性的尊稱，夏的言語化石的一種重要痕跡。
而且古夏言語文法的倒裝結構亦有獨特之處；古夏言語更有明顯的多音節口語，其中的小部份仍然可見在南方的地區方言中。
夏族定居河洛後，自此古夏民族自稱為“河洛”人。
現今廣東、福建一帶說的“鶴佬”語， “鶴佬”兩字就是上古語“河洛”的音轉。筆者就是海豐“鶴佬”人，我們的“男”字讀作“打甫”，“女”字讀作“乍姆”，“盲”字讀作“斜咩”等等，仍然保留著夏族古風。臺灣呂秀蓮曾說過：台語（即“閩南話”、亦是“鶴佬”語一支）要比現今“普通話”更為遠祖。她曾要求把台語定為“國”語。
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一音一義的“漢”語言，在過去的3,500歷史中，亦曾遭受到另外兩次，來自周邊民族拼音語言的重大衝擊──蒙古族和滿族的先後進主中原。但是，大地上的漢詞語只是不斷地豐富起來，一音一義的方塊字特點就是一直屹立不倒！獨特的漢字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特別是資訊科技急速發展下，它的命運如何估計，必須從漢字所攜帶的特有的資訊層次來考察，才可能更準確理解到漢字的真正價值。
6. 小結
筆者覺得要對漢字作深入的考究，必須清楚地瞭解整體華夏文字和語言的全部發展歷史。
1987年安子介先生出版《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一書後，他與多人一起為漢字的前途進行了大力的呼籲。引起了中外學者認真的思考，英國學者更認為，漢字是未來人／機對話的首選語言，國內有學者開始作了些認真的探索。朱邦複已把漢字基因 (朱邦複, 1998)用到電腦上，把漢字作為電腦作業系統中的電腦語言，可以比英語指令減少了相當大的部份。科學家認為漢字可能成為電腦的一種較理想的自然語言(韓英鐸 董名垂, 1999, C1版)。2002年年底，香港文化傳訊集團公佈了成功開發出全球第一顆專為Linux開發的中文單晶晶片(香港《文匯報》, 2002, A14版), 配合中文2000 LinuxIA-OS作業系統，擺脫了過去的間接漢化，而形成的高成本、慢速度等諸多問題。
現代的神經科學、腦科學、心理學與電腦科學結合起來，對研究人類思維產生的過程起了極大的作用。因此，科學家既然發現了有一個閒置的右腦，如何能提高未來人的智力，適應新社會的發展，成為世界各國心理學者和未來教育學者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究竟方塊漢字在資訊新世紀，能否另創一番新生命，有待中華學子的努力去解答漢字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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