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為後發的工業化國家，自1960年代開始，經歷了一波「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缺少緩衝地快速從傳統農業社會，過度為現代工業社會。1980年代開始興起的科學園區，更讓台灣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產業供應鏈的要角，從而製造了一個高度流動與複雜的社會結構。

　　工業化提供的工作機會，讓原本安土重遷的農村勞動人力離開家鄉；工商業快速發展促進的都市化，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工業經濟模式的副作用是環境污染與土地徵收爭議；科技經濟模式的副作用則是社會關係的疏離與社區的解體。

　　為了符應後工業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結構與產業需求，從國民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我們的學校教育，也讓年輕世代疏離於土地、家鄉、歷史記憶與傳統文化，不只再生產了原子化的社會關係，也再現了跨世代的「無地性」(placelessness)。

　　與此同時， 1990年代台灣文建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繼之以2019年開始的「台灣地方創生」，促使民間自下而上的社區草根力量，產生對抗無地性的轉機。教育部自2018年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也提供高等教育反思與行動的契機。

　　在跨國的層次上，台灣即與地方創生師法對象「日本」，及其各大學與公私部門積極交流，期待發揮區域性的影響。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其中的第十一項「永續城鄉：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除了揭示了地方永續的重要性，也在在說明：地方永續不只是個別國家的責任，更是一個全球各國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方興未艾的在地連結、人才培育、國際連結等面向，以及各項對抗斷裂、建立鏈結的議題，必須串連跨校、跨地區、跨部門、跨國的行動團隊，集思廣益、協同行動，才有機會突破結構限制，與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一同偕手產生改變。

　　本論壇即以「地方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 PBE)為核心概念，期待邀請跨界的夥伴，針對高等教育培育接地人才的各個面向，相互學習、切磋，一起為共同面對的困難尋找出路。

「地方本位教育」是一個集合式的概念，名詞雖來自於美國為對抗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教育的私有化的脈絡，卻能在跨國的教育界發現許多案例與產生討論。PBE指的是從經驗出發、社區本位、走進田野與生態的教學，目的是創造教育與本地脈絡、文化與環境之間更好的連結。

　　地方本位教育的人才培育目標，則是期待讓學生在社區之中，了解當地的跨領域議題（文化、生態、社會、政治與經濟），培養學生的公民參與意識，使之願意為地方採取行動。PBE的教學也在促使學生敏銳地感受到地方的複雜性，意識到本地與其他地方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未來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動與生涯發展時，也能優先考慮在地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而不是個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