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广州某报社记者外出采访回来，遭遇一辆面包车劫持，被暴打致伤、洗劫一空后，扔到一个偏僻的山地，后被人发现及时送往医院，也算逃过一次生死劫难。 这样类似的新闻，现在听来已经是司空见惯、多闻不怪了。如果不是因为被劫持者身份相对特殊，能否在媒体上刊载出来都是个问题。对于社会新闻而言，这种“新闻”其实并不具备多少吸引力，也许一个跑突发线的记者，听到这样的报料，连跑去现场的心思都未必有。 然而面对这样的社会事实，一个敏感的人依然会禁不住毛骨悚然。当“飞车抢夺”演化成“面包车劫持”，这背后说明了什么？作为犯罪工具的“摩托”，在一片 “禁摩”的呼声中逐渐消失殆尽的时候，另一种更令人恐怖的工具——所有窗户都贴上黑色薄膜的面包车——“应运而生”，让可能的被劫持者——所有的普通市民 ——都有种“生死未卜”之感。光天化日的抢劫，已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而在“光天化日”之外，另增一道“神秘”的气息，这无异于恐怖中的恐怖——从心底生起一股强烈寒气的恐怖！ 简单的对于社会治安的抱怨，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上面在挖空心思——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给犯罪者“制造障碍”，让他们不能轻易实施犯罪行为或犯罪时不能轻易得手，而在这些障碍刚诞生之时，他们却又轻而易举地有了新的“发明”。所以那些试图让犯罪不能轻易实施的举措，实际上只是给犯罪增加了“难度”，而这些“难度”的存在，反过来又刺激了新的犯罪手段——就像一种科学发明的诞生。人们都非常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也都知道“堵”比不上“疏导”的原因，然而面对社会现实，没勇气正视“根本”的人们，依然选择了“堵”的方法。洪水泛滥，黎民遭殃，古今一辙呵。 董仲舒曾上书汉武帝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在当下，当一种“挖空心思”对抗另一种“挖空心思”时，何尝不是“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这句话在作祟。在中国，这种农耕文化衍生出的安居乐业之民风的国度，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想 “乐生”。只有在“乐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一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无名之火”顿时熊熊燃烧。那些对普通百姓实施劫掠的普通百姓，何尝不能设身处地想到对方的凄惨？只是在那股无名之火的驱使下，他们也干脆“横下心”，“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捞到自己的所需再说。这有如战场上厮杀的双方，当“保命”的诉求成为基本的需求时，父子也可以在烽烟中杀红双眼，何况目下那些被劫掠的对象无非最多是“同病相怜”的一族呢？ 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古往今来，这可谓致理之言。尤其是当富者益富——甚至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而贫者益贫之时，贫而无怨就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幼稚，然而对于那些没有正常渠道——或正常渠道往往为外力堵塞——获得自己仅需的少数财富的人而言，平均主义也未尝不是一种渴盼。历史上（包括近现代）那些大义凛然的“起义”，不就是“租用”了平民百姓的这种心理而获胜的么？那些被冠以“XX主义”的理论，不也是基于人们的这种心理而生出的么？在中国，无论古今，任何重富轻贫的思维方式，都因之而很难为人所认同。当人们大声呼吁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时，不知有多少“草民”露出不屑的微笑。为什么？无需多言，去看看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都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就知道了。民不富，而有人极富，依赖正常劳动而上位的富者或较富者，也只好跟着“贫而无怨难”的整体氛围遭殃了。 当然也可以动用“思想武器”来从人的心理上根本消除“贫而怨”、“不避死”的民生状况，比如所谓的“以德XX”。然而孔子有言：“邦无道，危行言孙（逊）”。教化之言倘若要施行于民并深得人心，在“无道”之“邦”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会讥笑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抽烟’”。上梁不正而下梁不歪，可能么？人们眼里的富者大鱼大肉、声色犬马，而用一本《思想品德》书激励其他人舍生取义、舍己为人、“贫而无怨”、“乐生避死”，以达到社会的文明状态，达到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达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达到“尧舜之岁”，岂不如痴人说梦？ 面对那些让外人看来“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劫掠者，面对那些人锒铛入狱、送往法场行刑的新闻，其实与面对被劫掠的人及其遭遇劫掠的新闻，同样让人心旌震荡。在“杀千刀”的声音中，对于那些试图以此行为达到“杀一儆百”之目的的人而言，也并不会收获到更乐观的舆论之声。或许，更多的情况下，施行“杀鸡儆猴”之手段者，往往会遗人口舌，比如孔子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当各种各样的血腥和暴力事件充斥于善良平民的眼耳时，伴随着内心的阵阵不安，他们除了叹息“人人自危”，又何尝不心知肚明此状况之所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