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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发生群体事件，上万人走上街头，按照标准新闻报道，又一次被称为“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这样的用语已成为新闻标准词。

真相是什么？未见报道。不报道而称之为“不明真相”，到底是群众不明白真相，还是有人遮掩故意使之成为“不明真相”？而且，仅仅一天的时间，未予调查，谁敢把群众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调查明白真相的候，就把参与者称为“不法分子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与未经审判就把嫌疑人称为罪犯一样是违法的，是有罪推定。

既然官方报道可以采用有罪推定的原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当地县政府和公安部门进行有罪推定呐？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当地公安部门不是以执法者身份出现的，而是当事人一方。依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推定往往不会错。

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后有可能被坏人利用，连汶川地震当中不是也有趁机干坏事的人吗？但是被坏人利用这一点，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起码不会改变事情的起因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老是讲辩证法，毛主席有过形象的比喻，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块石头是不会孵出小鸡的。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倒忘了呐？不仅有选择性公开，还有选择性遗忘。这大概也叫辩证法，或许就是精髓也未可知。

因此在没有搞清真相之前，也许是在尚不愿公布真相之前，最好不要再用“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标准官方新闻词。这种词汇只能在调查之后，在公布之后，才能用。

事实上，４９年之后，可以真正称为群体事件的典型事例，比如大跃进，比如反右，比如文革，倒都是被煽动的，不仅被煽动，还被强迫。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不仅过程中被“不法分子”利用，始作俑者也动机可疑。除此之外，那一次群众是不明真相的？那一次群众又是被煽动的呐？

如果说４９年之前的每一次群体事件或是农民起义，或是官逼民反，或是追求民主自由等等，都是正确的民意的正确表达（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那么在４９年之后，在＊＊＊领导教育了这么多年之后，群体事件反倒成了“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则不仅是对群众（应写作公民，但谁把群众当作公民了？）的嘲弄，也是对执政六十年的＊＊＊的嘲弄。一个悖论，在威权的支撑之下，说了许多年。反过来想这个事件，也要辩证法一下，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不仅可以预料，而且非常好。第一，逮捕几个“不法分子”并绳之以法，第二逮捕几个诱发事端的混蛋官员。第三，撤职几个领导不力的干部。第四，涌现几个英勇的、舍己的英雄模范。第五，提拔几个始发时正好在外地开会的好干部。第六，烧坏的大楼可以重建，拉动了GDP，增加了就业。

当然了，这是标准新闻的想法，但愿太老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