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回覆。

有美國情報機關在中國工作，這點毋容置疑。要討論的，是到底情報工作是否合法，所收集的情報有多機密，對中國的損害有多大。例如，以遊客身份合法地在中國政府機關門外拍照，之後帶回美國，就算美國情報機關用以分析，相信都是合法的。當然，美國中情局對八九民運的了解之深，遠遠超過遊客拍照那麼簡單。但亦不應該每每見到「情報工作」或「特工人員」就惶恐驚怕。例如，李潔明在中國做情報工作是公開的秘密，他可以算是個特工人員，但在中國是個合法的駐京大使。廣義來說，不少外國媒體在中國合法地調查分析，都可以算是在做情報工作，恐怕不應該逢情報逢特工必反。

有關「不論華盛頓當局會說什麼，美國情報人員都會發起這場地下營救行動」一說，因為大部份營救行動都是由李潔明策動的，例如

• 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潔明決定幫助處境最危險的“民運”領袖前往西方；
• 在五月的最後一周，李潔明輕率地為二百多名中國人簽發簽証，包括學者、科學家和學生，有時甚至借錢給他們賣火車票或飛機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點；
• 在事件發生後，李潔明還為美國工作的寶貴的情報人員提供後勤支援，讓他們尋找逃出中國的出路。

由於李潔明先斬後奏，所以才有「布殊所批准的是一項已經在進行中的計畫」一說。李潔明熱心幫助營救，原因是

• 於中國出生的李潔明是個中國通，筆者推斷他熟知運動過後的清算定律，猜測他用「中國人」的思維去看待此事；
• 如李潔明的一位同事所說，過程「使人想起我們從西貢撤出的情景，不過這一次我們沒有甩下我們的朋友不管。」

有關收受利益一說，例如王丹和王軍濤收受台灣資助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有沒有附加條件，以及所附加的條件合理與否。例如，學生收受外國獎學金資助，絕對是收受外國利益，無論該名學生的政見如何，只要不帶不合理的附加條件就沒有問題。就算當時人真的如傳言所述，要收集 250 件情報，也要看情報的性質而論。假設所謂的 250 件情報只是 250 篇報章評論分析，資料來源亦是合法調查，就算其中論點偏幫台灣當局，相信亦無過份之處。

有關二零零零年起，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希望中國流血一說，屬實與否，都和八九民運無關，更不應以此推論八九年台灣情報機構在北京的滲透情況。八九民運中的王丹和吾爾開希，不可以和現今的王丹和吾爾開希混為一談。如王軍濤所述：

今天我們對學生的批評，部分是誤解，部分是以他們今天行為倒推他們在89年政治沖突中的行為。誤解部分包括學生是具有" 文革心態""党文化"的野心家，主要証据是他們不妥協的態度和排斥异己的作風。其實，這些問題都是理想主義者，特別是涉世不深的理想主義者的通病。人類政治史上理想主義激化的流血悲劇和對异端的殘酷迫害一點也不遜于現實主義的政治家。89民運被鎮壓了；否則，如果理想主義的學生領袖有机會掌權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真正由他們制造并且應由他們負責的悲劇；就象民主与自由還沒結盟時的民主革命中經常發生的那樣。倒推的問題有從今天學生領袖追求個人成功推斷他們當初就是為了個人而堅守廣場。軍濤不否認，89年學生領袖對個人權益和正常人幸福享受的追求比父兄輩要多，到美國后，由于他們在89年民主運動中的作用和知名度，他們有比其他人更优越的發展机會，而且他們利用了這樣的优越性，然而，他們并沒有違背中美兩個社會通行的社會准則。重視現世享受和個人机會，是他們天性比父兄輩更自然和更平民化的一面，這也是他們不太容易感染党文化和文革心態的原因之一；他們是80年代的世俗化的新人類。更重要的是，在 1989年，他們并沒有想到這些优越性，他們并不是為了這些优越性才做了89年的政治選擇；他們選擇時，本來是准備犧牲的。軍濤認為，他們真正的弱點是，在1989年那樣民族政治史上的重大關頭，他們有理想主義的使命感，但缺乏對現實后果審慎思考的政治責任感。在89年那樣重大的歷史關頭，如果沒有對后果的政治責任感，就很容易事實上參与制造事与愿違的悲劇。

簡單來說，不應以當事人於後來發展（例如八九民運十年之後）的言行，去判斷當時人於八九民運之中的心態。因為隨著時間環境不同，言行亦不同。

另外，王軍濤對「六四討論」和「六四反思」的分析很好，筆者整理點列如下：

六四討論有三大個層面
• 道義分析 – 從最基本的道義出發﹐評價是非，如政府開槍殺人鎮壓民是否合理。
• 法律分析 – 從憲法和法律出發﹐評判人物行為和事件。
• 政治分析 – 從政治選擇的後果做意義和利害分析。
  其中主流論述有四種：
  1. 魔鬼鎮壓天使論

     八九年是中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愛國民主運動﹐被鄧小平和共產黨極權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了。這是魔鬼鎮壓天使。

     這種反思的政治結論是﹐今後不應再對執政者抱幻想﹐而應以革命方式推翻任何拒絕人民要求並鎮壓人民的獨裁者。

  2. 天使鎮壓魔鬼論

     八九年是少數別有用心者﹐在境外勢力支持下﹐利用人民對某些問題的不滿﹐蓄意為達到個人目的而製造的違法動亂﹔中國政府嘗試所有措施解決問題﹐然而﹐動亂精英一再挑起新事端﹐逼迫政府不得以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暴亂﹐從而使中國避免陷于天下大亂和中斷現代化事業和經濟發展。這種觀點認為﹐八九年是天使鎮壓魔鬼。

     這種反思的政治結論是﹐在今後如果再有類似八九年風潮發生﹐政府應當果斷採取措施﹐嚴厲鎮壓以保證安定和秩序。

  3. 魔鬼鎮壓魔鬼論

     在政府一方面﹐是劊子手﹐殘酷鎮壓人民。在學生方面﹐則是學生領袖的文革心態作怪。雙方都應被批評。政府裡的劊子手應依法審判。不負責任的學生應當被押上道德法庭。

     這種反思的政治結論是﹐在今後類似89年政潮發生時﹐政府應當依法定程序慎重處理﹐並順應民心改革。民眾則應理性善意地提出要求﹐合法明智地行事選擇。

  4. 悲劇論

     雙方都是致力于以改革推進中國進步的力量﹐但對改革內容的重要性順序和時機上﹐雙方有不同意見。學生是為中國謀求更好的未來﹐鄧小平是力圖避免中國陷入災難。由于政治文化的弱點和戰略策略的失誤﹐雙方在特定形勢背景下和其他力量運作中形成惡性互動局面﹐最終互相逼迫對方走上極端﹐從而一再錯過機會釀成悲劇。如果因結局慘烈而誤解衝突的雙方﹐會使我們錯失反思真實情境﹐從而再度重犯舊錯。當某一天﹐追求美好未來的學生與擔懮災禍的執政者再度對峙時﹐中國人還是顯得沒有經驗。

     這種反思的政治結論是，應該認識八九年的衝突起因，應該轉化八九年教訓為民族政治智慧的關鍵。

退一萬步，就算王軍濤是台灣的特務間諜，以上分析，能夠從「回顧六四」去「展望將來」，去冷靜討論今後中國政治決策，也值得一讀。何況他沒有為鞭撻當局而鞭撻當局，甚至認同鄧小平是為避免最壞的亂局而下令血腥鎮壓，所以他不是以敵對的心態為文。

觀乎當今的六四討論，都可以歸納入以上的其中一項主流。可惜大部份討論都未能夠鑑古識今，未能夠集中討論今後中國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