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憲制爲己任——戡亂時期與來台之初立法委員生涯回憶 黃通 節錄自《黃通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 第一節 選擇法制委員會 現在行憲治國了。建國大綱第一個軍政時期，是短期的、不得已的。國父生前一再北伐，最後在黃埔軍校建軍後，不到兩年才完成；第二個訓政時期，從十八年預定六年完成，就進入第三個憲政時期，而且準備行憲的五權憲法草案，已經在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完成，制憲的國民大會代表，也已經選舉產生；不料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七七事變，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目的沒有達到，卻激起中國人全面抗戰，進而爲全世界動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戰敗投降，時間拖延了八年之久，迫使中華民國死裹求生，傷盡元氣，中共又乘機坐大！爲貫徹行憲，國府召開了多次的政治協商會議，採納了以中共爲主導的各黨各派制憲的十二項原則，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蔣主席早在三十四年三月一日對憲政實施協進會申明就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但當時豫西豫南鄂北的抗戰，正在激烈進行，自忠縣以至襄陽樊城先後淪陷中！五月五日國民黨六全大會開幕，因爲墨魔和希魔已先後被殺和自殺，大會又正式決議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但日軍投降後，中共與蘇俄聯手在東北華北以至蘇南北無顧忌的擴軍擴地，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國民大會還是無法召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的會期，因爲俄軍佔領東北，政府被迫延期，終於在七月四日明令十一月十二日確定召開，這才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的制訂是千磨百折，遏阻了十年之久！而中華民國憲政的實施，又被中共所扼殺！ 吾在軍政時期，投考軍校，歷經磨折，完成學業，以革命軍官兩年自許，如願以償；吾在訓政時期，參加了無數次民衆的學生的幹部的訓練工作，盡心竭力；可貴的憲政時期來到，爲求得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和樂利，所以要參與競選，有幸而進入立法機構，爲法律制度盡力。 我當了立法委員之後，才發現立法院的前賢非常了不起。在民國十七年，國家尚未統一之前，各種法律都還沒有制定，連民法、刑法都沒有。到民國十七年底，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時，東北易幟，全國統一。次年，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在訓政時期由本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正式成立國民政府及五院，立法院爲其中之一。當時預定訓政六年，也就是由民國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爲止。這六年間立法成果非凡，擬出了各種基本的法律。當時立法院院長是胡漢民，每逢周六，別的中央首長都會由南京到上海渡假，胡漢民卻忙得沒有時間去。在六年之間，六法差不多都齊備了。所謂六法，就是指約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商法。在這六年之後，立法工作再沒有做得比這六年更豐富了。現在的六法和當時略有不同，應該把商法列爲行政法的一部分，而成爲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等六法。由於農工商業發達，現在的行政法還必須分類，甚至除了上述六種國內法之外，國際法也必須參考，因此現在的六法意義非常廣泛。但是慚愧的是，四十多年來立法的成就此不上過去的六年。我在國民黨第十次及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談過此事，認爲前賢都很努力立法；固然他們都是出自官派，並非民選，但也就因爲是官派，所以多半是專家，人才濟濟，因此能將各種法律制訂齊備。 行憲後的立法院，正是以訓政時期的立法院爲基礎而展開的。凡是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議事規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等，在訓政時期都已略具雛形，其中中央法規標準法訂於民國五十九年，但是基礎內容在訓政時期大部分都有了，所以行憲後的立法院，可以輕而易舉的開步走。 我參選立法委員時，應選總額七百七十三名，實際選出七百五十餘人，而報到的卻不到七百人。這些委員和訓政時期的立法委員大不相同，過去是官派，未進立法院之前就已經被指派要參加什麼委員會。那時候最初有六到十個委員會，後來增加到十二個。行憲之後，立法院的委員會相對行政院各部會，加上因應特殊事務而設的委員會，共成立了二十一個委員會。每一位委員可以參加三個委員會。民選的委員來自各方，各懷目的，爲了究竟參加什麼委員會而亂紛紛，多半由強有力的巨頭拉攏委員參加某委員會。中國素來有南方北方等等地域觀念，當時立法院中各地域的領袖都有；此外，關於工商方面的領袖也多，尤其上海一地大亨雲集，最有名的如顏惠慶、吳紹澍、端木愷、江一平等人，都當了立法委員。由於各種人才多，爲競爭當委員會的召集委員而爭得不得了。那時候召集委員的名額是四十一名委員以上的委員會有三名召集委員，最多可以有五名。有志爭取召集委員的委員各自號召，我由於正在南京工作，認識我的各省人多，爭取我的人也多。有一位重慶產生的立法委員，他參加的是財政委員會，力邀我也加入，並說：「不參加財政委員會，你當什麼立法委員？」我了解他的意思，也就是說當立法委員可以發財，對財政應有所企圖；上海的吳紹澍對郵電路航有興趣，他告訴我：「你要是不參加交通委員會，我會傷心哪! 」講得好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許多委員也拿不定主意要參加什麼委員會。 我看大家爲選舉召集委員競爭得太厲害，於是我提出用抽籤方式決定召集委員的提案。當時還沒有召集委員選舉辦法，我的提案經過徵求連署，立刻就滿了法定人數，案子並且很快送到院會討論。在院會討論時，張道藩非常表示同意，爲此在院會大發議論，所以後來報上報導，批評張道藩相信「神主」，不相信「民主」，誤以爲這是張道藩所提的案子。該案通過後，各委員會都用抽籤決定召集委員了，自然平息了候選人激烈的紛爭。 當時我參加法制、內政及地方自治、經濟三委員會，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制委員會，另外兩會則是陪襯性質，我想藉參加這兩會了解一般政情。法制委員會在訓政時期是立法院的首要委員會，重要的法律案，一定會到法制委員會來，那時的委員長（也就是後來的召集委員）都是知名的法界人士，例如行憲前最後一任委員長林彬，法學修養很高，他後來當司法行政部部長。 我對法律本來僅略知皮毛，參加法制委員會後傾心學習，第一會期開會時幾乎不敢開口，只是多學多聽，後來才慢慢參與發言。 行憲後立法院的法制委員會雖然不能和訓政時期比，但是也有許多專家學者。多年來，最使我感到滿意的是，法制委員會的委員在開會時在法言法，沒有任何人離開法律講話，雖然據理力爭得面紅耳赤，會外卻相處愉快，交情都不錯。有些專家雖然不是每次開會都到，但是在必要時會發言，有他的影響力，譬如薩孟武，他從沒離開過法制委員會；還有陶希聖，他是北大學法的人，不過他多半講法學原理，和法律的實質關係不那麼多，但他常常發表精闢的理論，我認爲很好。四十三年十四會期，修正通過了召集委員選舉辦法，用無記名單記法票選後，法制委員會有一個會期，有兩位委員，一位是陝西的魏委員，一位是河北的張委員，不顧一切的競選召集委員。那時召集委員的名額依照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委員會委員人數在二十人以下的只能選一名召集委員。因爲他兩位爭當召集委員爭得太厲害，法制委員會的委員紛紛轉去他會，只賸八個委員！在那個會期，常常發生一種情形：法制委員會開會了，台上一個主席，台下卻沒有委員。所以到了下一個會期，他兩人都自動離開了法制委員會，原來法制委員會的委員又都回來了。之後大家有默契，願意當召集委員的排一張表，大家都有機會當，雖然依法召集委員可以連任一個會期，但我們都不連任，每個會期輪流換人，因此非常和諧。事實上，法制委員會的人事應該是最複雜的，各黨各派的人都有，包括青年黨、民社黨、國民黨各派系，還有無黨籍的人。後來所謂的黨外起來了，有一個會期，他們的三巨頭——費希平、康寧祥、張德銘——都參加了法制委員會，以爲把握了法制委員會就可以掌握主要的法律案。張德銘很天真，曾經說：「怎麼搞的，我是律師，但是法制委員會所講的許多東西我都不知道。」這是真話，因爲當律師應用民法、刑法，加上兩法的訴訟法較多，而法制委員會除了基本的憲法之外，以行政法爲多。行政法千頭萬緒，當律師的人不一定都清楚，正因爲如此，三個人開會時都沒有興趣，甚至插不上嘴。一個會期後，他們都無聊地走了。也爲了這個原因，多年來輪流當召集委員的，也只有五、六個人。我當初參加法制委員會，也實在沒有想到這個會的內外環境會這麼安定而且令人欽敬！ 法制委員會在立法院不受歡迎，在行政機關更不受歡迎，因爲這個委員會太咬文嚼字了，太死板了。法制委員會經常主審或和其他委員會會審法案，會審的委員會總是要和法制委員會爭吵，因爲法制委員會總有不變的原則，而其他委員會有些委員卻比較沒有尺碼，因此法制委員會不受歡迎。 因爲法制委員會有他的原則，所以有新聞報導寫出了法制委員會的諷刺，戲稱法制委員會是「文昌廟」。去（七十九）年四月、九月，聯合晚報提到法制委員會的情形，我把它附在這裡： （七十九年四月八日聯合晚報） 立法院退職浪潮日漸昇高，具有名望的大老們逐一引退，已在院內造成鉅大衝擊。負責把守國家官制、官規重要關卡的法制委員會，在黃通、吳延環等資深立委相繼宣布退職後，已呈現人才凋零、後繼無人，42年來最淒涼的景象。 法制委員會是大陸訓政時期立法院五個委員會中的「首席」，負責中央各機關組織、國家官制、官規，總統府榮典、勳獎，以及憲政上法案及所有人事制度等重頭戲，不僅地位重要，更因其特殊專業地位，長期以來一直是人才濟濟。 據法制委員會相關人士指出，多年來立院內夠份量的立委，大都選擇參加該會，如大法學家林彬（後任司法部長）、憲法學者薩孟武、法學教授徐漢豪、行政法專家鄧翔宇、張金鑑、以及陶希聖、仲肇湘、黃通、張子揚、吳延環等，均是立院大老級人物，而民、青兩黨菁英也都集中此地，可惜近兩年來均已相繼凋零或退職殆盡了。 這個被戲稱爲立院「文昌廟」的委員會，一向以把關嚴謹著稱。例如：數年前審查研考會組織條例時，主委魏鏽爲解決研考會所謂「黑官」問題，曾以弟子門生之禮，向老師張金鑑懇求高抬貴手，開下方便之門，但卻遭峻拒。會裡的大老個個高風亮節，數十年從未聞有任何操守上的評議。 但正因該會過於專業，這些年來也同樣面臨後繼無人的困境，增額立委忍受不了「冷門」的氣壓，長期以來均乏人問津，而大老們從6年前即開始有計畫的培植接棒人才，像前兩屆學法出身的郭林勇、上屆的溫錦蘭及上會期僑選的楊慶南，但是這三人均相繼「卸職」，使得培育計畫一再受挫。 而這會期在逼退壓力下，法制委員會更面臨空前冷清的局面，130個增額及遴選立委均投入熱門的「財神廟」（預算、財政、經濟、交通等）及「武廟」（國防、外交），而最清高的「文昌廟」，竟無一人問津。 目前委員會報到人數只有8人（創42年來最低紀錄），其中黃通四月退職、吳延環宣布五月離開，剩下6人中仲肇湘腦力退化、余富庠幾乎未曾出席，周南、博岩是「沒有聲音」的人，有議事能力者只剩張子揚及何適二人。 更嚴重的問題是，目前法制委員會積累的案件已超過30案以上，均是牽涉各中央機關的組織條例，如果無法消納，影響可謂至鉅；而本會期提出的「退職條例」修正案已有6案，也是交由法制主審，增額立委一方面限制禁止資深委員發言，而該會均是「老委員」，如何「開審」已呈矛盾尷尬的局面。 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執政黨部常委張子揚，上會期已頻頻向黨部反映，要求指定或分派「增額」立委加入該會，但意見一直未受重視。如今大老們相繼引退，使該會即將面臨「斷層」危機，如何解決已是當務之急。 （七十九年九月二日聯合晚報） 在大陸時期曾扮演「首席」角色，近年來功能卻逐漸式微的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在逼退風潮及民進黨揚言攻佔的雙重壓力下，新會期報到首日已出現「大老」出走的現象。這座素具傳統的「文昌廟」，已出現人才斷層局面，未來憲政改革修法工程及機關體制的重建工作，實令人憂心。 法制委員會是立院最具專業色彩，歷來成員素質最高的單位，如薩孟武、張金鑑、陶希聖、關大成、仲肇湘、鄧翔宇、吳延環、黃通、張子揚、何適等人，均是國內憲法、行政或人事學方面專家，多年來在國家官制、官規的建立，及機關精簡人事的把關工作上，貢獻甚鉅，在立院近年來金權氣息瀰漫中，儼然成爲一股清流。 但近年來，法制會大老們卻相繼凋零，加上退職風潮的影響，上會期首次出現低於10人（只有8人參加）的淒涼景象，而其中真正仍具議事能力者，實際上也只有CC派大老張子揚及曾任執政黨立委黨部常務委員的何適二人而已；歷年刻意栽培的增額接棒人選郭林勇、溫錦蘭和楊慶南三人，則在選戰及遴選中退出議壇，形成後繼無人的局面。 而面對未來憲政改革的一連串修法工程及對政府體制調整的監督，扮演反對色的民進黨立院黨團，休會期中已公開發出攻佔訊號，要爭取一席召集委員，將反對勢力伸入「文昌廟」中，爭取修憲主導權。由於有上會期他們在司法委員會裁決限制資深立委發言及表決的前車之鑑，資深立委已相約退出，以避開攻擊。 昨天報到第一天，法制會兩位支柱張子揚與何適，一齊投入無法案審查壓力的外交委員會中，而首日加入的四人分別是集思會林鈺祥、高天來（山胞立委），新國民黨連線王滔夫及建研會李碧祥（僑選立委）等，新生力的加入固然是喜訊，但這似乎是增額立委間爭奪修憲主導權的先兆。 「大老」們的走避，已使法制委員會，面臨40多年首次人才斷層的危機，儘管會內高層幕僚當面一再慰留，但張、何二老仍不爲所動。執政黨在推動委員長制的同時，卻未能預見法制會的人才培育問題，如今「人去樓空」，豈不諷刺乎！ 以上是聯合晚報對法制委員會人才不繼的報導，後來法制委員會有許多增額委員，有不少集思會員，他們不是爲了法案而來，而是想來修改憲法。現在立法院主動修憲的機會小了，他們又來得少了。如果立法院不重視法制，儘是講利害、講現實，那這個立法院還得了？不但立法沒品質，而且也成了無須立法的省議會。 第二節 總統就職疑不祥 大家都可以看到：總統就職時穿長袍馬掛，而副總統則穿中山裝，中山裝上沒有領章勳章。這是什麼原因？我們在南京工作的人，都有傳聞，聽說原來縫製就職典禮大禮服時總統是五星上將，副總統是四星上將，本來這是通例，根本無所爭議，但是副總統李宗仁尤其是他的夫人郭德潔女士，對此事非常不滿意，吵了好多時間。到就職典禮當日，她一清早打電話到總統官邸，問說：「今天總統是不是穿軍裝大禮服？」官邸答覆說：「是啊，早已經縫好了。」她卻說：「要就大家五星，給我們四星，我們不穿！」因此引起蔣公館的注意，總統才臨時改穿長袍馬掛。大家都覺得典禮那天的副總統不好看，像個侍從副官一樣，只有左手拿副白手套還像是在行就職典禮，此外，在服飾上看不出有什麼典禮的意味。 行過就職典禮之後，當天總統在國防部大禮堂，也就是中央軍校的禮堂，召集所有立法委員談話。這個時候他換上軍裝，一進門就把帽子往桌上一擺說：「這個總統幹不幹都無所謂！」大家聽了都感到很突兀，奇怪總統怎麼講這個話。後來大家才曉得是爲了副總統鬧服裝的問題不愉快，因此大家似乎感覺到一個不祥之兆。 第三節 立法院新舊派系 吾當選立法委員報到開議後，大體上了解立法院內派系不少。首先是地方上軍閥時代的殘餘勢力，例如主張聯省自治的人，他們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各地方還有些連繫情形。其次是訓政時期老立法委員的勢力，立法院院長孫科領導了兩個次級團體，他們共有三十幾人當選，不少資深望重的專業性委員，雖然稱不上什麼團體力量，也算是一個勢力。然後纔是青年黨、民社黨、社會賢達以及國民黨。最複雜的是國民黨，前後任中央黨部祕書長以及好多位部長級的人物都進立法院了，但是情況依然亂紛紛，各行其是，無法集中! 當時有一種反CC的現象。什麼是CC？CC的人本身不承認。後來陳立夫在來到台灣以後解釋，他說CC就是Central Club，也就是中央俱樂部；另外有人說CC是指二陳——陳果夫、陳立夫，這是不正確的說法，其實陳果夫另外有F F，成員都是江蘇人，因爲他當過江蘇省主席，並不是全國性的團體。 CC也有人說本名是「青白社」，反共產黨的紅色，以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爲主。不管怎樣，一般所稱他們爲CC，其成員多半是多年的黨工幹部，因爲陳立夫當過黨中央的祕書長、組織部長，在陳立夫之後當組織部長的人，大都與他有關，因此CC的勢力很大。也許在地方上有些CC做得過火了，未顧慮到各方面人才的運用。大家埋怨CC的重要因素，是在重慶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選舉前的提名。現在各地方的巨頭進了立法院，都來反CC了。CC自己成立了革新俱樂部，是當時立法院最大的團體。而原屬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部，在民國三十六年黨團統一，各級黨部的幹部由兩個團體的成員一正一副的合併起來。小部分人合得來，大部分人無法融洽相處。尤其原來在青年團當主管的，他們在全國各省各縣的幹部，當選立法委員的不少，一般說來比較年輕，他們另外成立了新政俱樂部。青年團在立法院的領導人本來應該是康澤，但康到襄陽當綏靖主任去了？他曾經回來，到立法院報到，並約了一桌立委聚餐。席間他徵求大家的意見，問大家要不要他繼續當綏靖主任？衆人都表示反對，我更明白地說：「康先生，能幹綏靖主任這個職務的人多了，不一定要康先生你去；你康先生可以穿的衣服太多了，何必一定要穿軍服呢？」他聽了哈哈大笑，可是他還是去了。他走了之後，立法院內各省的領導分子，南方、北方、東北、西南都有，看不出由誰領導，但是還是自動組合成新政俱樂部。黃宇人很活躍，可是內部他未必能領導起來。其他劉健群、倪文亞當過副院長、院長，都沒有自居領袖；陳辭修當過書記長，很有影響力，但接觸少。袁守謙是總裁交代聯繫的，風格高，人緣最好，但他不在立法院。第三個大派是朱家驊派，他們的組織沒有名稱。朱家驊曾任組織部長，由於他當過教育部長，因此多用教育界人士，人數雖然不多，但是陣容整齊，也很團結，最活躍的是留法的楊公達，還有王啟江、甘家馨都是領導人物。 新政俱樂部的成員多半是三種人：軍校畢業的、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過的，或者是曾經參加過祕密組織復興社的。而軍校校長、青年團團長以及復興社領袖，全都是由蔣總裁擔任。 就軍校來說，雖然何應欽聲望最高，但是他的影響力只在某一個階段，而且他平時也沒有跟軍校學生聯絡，所以不能算是軍校主要的領導人，我們甚至可以說軍校除了校長之外，沒有其他領袖。 至於青年團方面，當時負責較多的是組織處長，政府來台以前，前後任的組織處長是康澤、倪文亞和蔣經國。三個人之中，影響最大，建樹最多的是康澤，因爲他是倡導在先的首任組織處長，倪文亞則率由舊章，而蔣經國則在每一個單位派一個人來當副主管，這些人算是他的幹部。組織處之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青幹班，後來併入幹校，所以新政俱樂部裡也有一些幹校的人，但是人數不多。在青年團團長以下，負總責的是書記長，張治中是第一任書記長，他沒有幹部，在青年團影響力不大，後來他去當西北軍政長官，只帶了上官業佑一個人。上官業佑以後來台，據說是總統派專機去接來的，因爲張治中靠攏了！某天晚上委員長打電話到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去，問說：「軍政長官呢？」接電話的人答：「不在。」「副長官呢？」「不在。」「參謀長呢？」「不在。」「你是誰？」「我是政務處上官業佑。」「我馬上派飛機來接你。」所以委員長派專機到蘭州把上官接出來，也因此上官到台灣來了以後很紅。青年團第二任書記長是陳辭修，他兼職太多，歷任第一、第六、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政治部主任、東北、東南軍政長官、台灣省主席等，但是他到南京來，即使是染了病之後，也仍然和各省市負責人聚會見面，大家都尊敬他是書記長，比張治中親切得多。首都撤退後，立法委員先後來台，他都照顧，後來他當行政院院長，要經過立法院同意，因爲立法院裡青年團幹部很多，這時候新政俱樂部的委員自然一致擁護，成爲基本勢力。後來就公認爲安定力量。因陳立夫本人在立法院，對立法院可以直接指揮，而陳辭修則在立法院外，只能間接連繫，所以新政俱樂部不算是陳辭修領導的。不過，新政俱樂部的人反CC完全一致，因此和陳立夫對立。後來新政俱樂部的人無形中以歷任院長、副院長爲代表人物，其中倪文亞爲時最長久，劉健群則負責過一小階段，在倪文亞之後就沒有什麼代表人物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歷任的黨部書記長中，雖然也有人並非新政俱樂部的關係，但是多數人有關，因爲黨的改造青年團幹部的貢獻比較多。那麼，黨部書記長算不算是立法院的領袖呢？不是。不過，在組織上他要多負一點責任，影響力自然也不小。 此外還有一四座談會，參加者每星期一、星期四座談，因爲星期二、星期五是院會，在院會之前，他們先商談準備。該會本來應該由桂系的黃紹竑或者程思遠領導，他們卻避免出面，讓當過桂系參謀長的江西委員王澤民領導，非常活躍。 另外還有一些委員既不屬於革新俱樂部，也不屬於新政俱樂部的就是中社，那一邊也不靠，自立門戶。他們的人數不太多，相當複雜，各省的人都有。其中佘凌雲、楊一峰、嚴廷颺、李鈺最活躍。至於主和派有童冠賢、劉不同、張潛華、范予遂、武和軒、盧郁文、李世軍等，靠而不攏，可憐! 所謂主和派，就是靠攏份子，後來到香港組織第三勢力，由童冠賢公開領導，這派人組織完整，除了童冠賢是書記長外，另外有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訓練部長等。童冠賢自從辭去立法院院長之後，就沒有再到台灣來，其他第三勢力的人也都留在香港沒有來，他們之中有兩名部長同新政俱樂部、朱家驊派有關係。不久第三勢力垮掉了。因此政府停發他們的入境證長達八年，真夠他們受得了！後來才又對他們開放。 最後是祕密的共產黨。我們不能確定當時立法委員中哪些人是共產黨，陝西的于振瀛，這個人好像保守一點，但是他的太太陳建晨態度卻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他們怎麼能夠生存呢？原來他們同譚惕吾很好，譚是黃紹竑的情人，當時黃紹竑是和談代表，也是靠攏的人。 上述是在南京時的情形。到台灣後，成立了智仁勇出版社，有人說是新中央，自稱擁護中央，以周宏濤爲聯絡中心。當時周是中央黨部副祕書長，曾任機要祕書，可以直接向總裁報告。他們創立一個智仁勇出版社。 陸：在立法院內，政學系、黃埔系有沒有勢力？ 黃：黃埔學生包括在立法院的新政俱樂部，都反CC，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一部份是復興社，當然，也有好多復興社的人沒有參加過青年團，不過立法院有許多青年團的人來自復興社。至於政學系，吾知道得不多，聽說他本身有一個原則：只有領袖，沒有幹部，因此這個組織和其他政治團體不同。我所認識的政學系的人有幾位，其中和吳鼎昌有部屬關係，他在政學系中地位崇高。他和總裁的關係非常好，總裁是不抽煙的，沒人敢在總裁面前抽煙，但是吳鼎昌去見總裁時，官邸會爲他準備香煙。 政學系原來是由黃郛所組織的。黃郛是南方浙江人，吳鼎昌卻一直在北方天津，是銀行界四小行的領袖，而且是大公報老闆，因此政學系在北方無形中以吳鼎昌爲代表。黃郛、吳鼎昌同總統關係都很好，可能是無話不談。吳鼎昌當過實業部長、後來發表貴州省主席，他只帶了鄭道儒去貴州省政府當祕書長。鄭是南開畢業的留法學生，因此後來貴州省政府有好多留法學生，做二、三級單位主管，別人誤會這些人也都是政學系，其實不然。吳鼎昌不但不隨帶幹部，而且用人唯才。他當貴州省主席時，原有的縣長，只要他知道是不錯的人才，雖然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他也會擢升這個人做行政督察專員。我親身經歷了兩件事，若不是因爲我早兩年就來貴州，別人一定會誤會我也是政學系的人：第一件事是吳鼎昌辦了一個縣長訓練班。中央大員：陳果夫、陳立夫、陳誠和張群等紛紛寫介紹信給吳鼎昌，要介紹人當縣長。吳鼎昌一律批示：「受訓。」訓練班的名稱是「貴州省保甲訓練幹部講習所」，我是講習所的訓育組長，到講習的最後一週週六，教育長劉千俊告訴我：「下個禮拜二省務會議，要發表縣長，人選從我們這裡挑，我向教務組要成績，但是因爲教務組還沒有辦考試，沒有成績。」他問吾怎麼辦？我告訴他訓育組可以辦考核。但是時間緊迫，吾可以提出最好的十四人和最壞的十人的考核表。下星期一考核表全部送到省政府去，祕書長看罷了就往保險箱一關。次日召開省政府會議，由大縣到小縣，總共發表了九個縣的縣長，次序都完全根據考核表從第二名到第十名。第一名沒有發表，是因爲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登在省府有關的雜誌上，得罪了軍方，顧慮會引起軍政磨擦，因此不敢發表，其他九個縣長一人都不缺，連我看到報紙都拍案叫絕，全中國再也找不出這樣大公無私的主席了！所以人家罵政學系時，我不以爲然。政學系是真正做事的，他不賣面子給誰，也不引用私人，全憑成績來用人。第二樁事情也跟訓練有關。當時吳鼎昌兼任軍管區司令，由參謀長實際負責，參謀長之下還有一個少將處長，我則是上校科長。有一天他跳過參謀長、處長，直接來找我，在軍事行政系統上，是越級了。見了主席，他問我：「青年學生可不可以用？」我說：「當然可以用，不過還要加以訓練。」他說：「對，就是訓練。你登個報，報名滿一百二十人就開班。」不料未經登報，消息一出去，報名的很快就超過了一百二十人。主席就要我負責開班事宜。做了半個月，沒有編制，也沒有固定的預算，我上了辭呈，不幹了！又不料他一個人突然到我隊部來，問我：「你爲什麼辭職？是爲人？我手上有三顆大印：省政府主席、軍管區司令、滇黔綏靖區副主任，用這三顆印你要調那個都可以。是爲了錢？用了再報。」他這麼說，我只好再幹下去了。從這樣看來，政學系是做事的，不在乎派系、人事關係；我對吳鼎昌真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其他政學系領袖的作風，是否也能像吳主席一樣？ 在立法院當然有政學系，不過都是老一輩的人。當時立法院以五十歲以下的人爲多，政學系沒有幹部，談不上派系。真正的派系是革新俱樂部、新政俱樂部、朱家驊派、還有一四座談會和中社的五大派系。至於青年黨、民社黨則並不團結，尤其青年黨有四個頭兒：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內部吵得凶，所以現在有兩個青年黨。民社黨也有蔣勻田等多派。 陸：曾琦這個人很有領導能力吧？ 黃：他沒有來台灣，因爲過世得早一點。民、青兩黨的派系遠比國民黨多，往往各自作戰，因此在立法院也談不上什麼力量。我和他們各派系的負責人，沒有恩怨，關係都不錯。在法制委員會中有徐漢豪，當過大夏大學法學院長，雖然代表青年黨，但是勢孤力薄，常常跟著我一起行動。民社黨孫繼緒、解子清，都是讀書人。 在法制委員會內，各黨各派的人都有，我生平很得意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在南京地方，一件是在立法院，在我的工作中，派系似乎並不顯著，可以團結，我後來當書記長還算順利，就是因爲在法制委員會大家都一視同仁。 第四節 民主自由曇花現 究竟立法院派系同總裁的關係怎樣？我們了解不夠。我們只曉得他沒有掌握到派系的力量。有一個明顯的例子：第一任行政院長是翁文灏，在提名翁之前，中央本來想用張群當行政院長，但是聽說立法院對於提名張群的空氣不好，因此祕書長吳鐵城召集全體黨員，到丁家橋大禮堂進行了一次假投票，許多朋友間接聽說中央的意思在張群，但是不投他，因爲他是政學系，是官僚——這是一般人對政學系的印象。那麼投誰呢？大家開玩笑互投，得到三票五票的散票很多，我認識各省的委員很多，因此也得到幾十票；山東的王雋英是國大之花，人長得漂亮，得更多。開票結果，何應欽得票最多！中央根據這個氣象台，不便提名張群，才提名了翁文灏，這是所謂專家政治，他是地質學專家。這一幕讓中央很痛苦。後來孫科去當行政院長，中央提名李培基當立法院長，陳立夫繼續當副院長。便發生了問題。 在院長提名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會提名誰。有一天，總裁在官邸召見十二個立法委員，這十二個人派系色彩都不濃厚，其中以我年紀較輕，算是小老弟。總裁說：「現在國家的事情很多，你們有什麼意見，大家談談。」於是有人講軍事，有人講教育，有人講經濟，有人講財政等等，講完之後，他站起來，走過來走過去作結論說：「你們講的都不是問題，在軍事方面，現在的力量比北伐時強太多了，有什麼問題？而財政呢？沒問題。經濟也沒問題。現在成問題的是立法院。」當時大家聽了還不瞭解如此嚴重。他又說：「你們十二個人在立法院一個人聯絡二十個人的話，將會有兩百四十個人的力量，假如團結一致，立法院就沒問題了。以後只要我在南京，除了禮拜四以外，任何時間你們十二個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來向我報告。」講得好親切。他又說：「你們聯絡人要花一點費用，我給你們準備。」最後他一面走一面講：「中間，中間。」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說中堅還是說中間，後來知道是中間，也就是不偏革新俱樂部，也不偏新政俱樂部。那時候十二個人之中，西安的王普涵年紀比較大，已經五十好多歲了，總裁說：「普涵同志，你歲數大一點，你跟大家聯絡。」好像指定他負責做聯絡人。可是王普涵想做官，他告訴過我：「光是召見有什麼用？」意思是沒給他做官啊。當天談話出來以後，大家感到任務重大，雖然總裁的期望那麼高，我們卻沒什麼行動。不久，立法院產生了「民主自由社」這個新興的政團，由吳鐵城領導。 而吳鐵老上了三團體的當。所謂三團體，是指民主自由社、一四座談會和新政俱樂部。其中新政俱樂部比較有力量，一四座談會則屬於桂系，成員人數不太多，其中有一些人根本無所謂，也不是認爲蔣總統不好，而是CC沒有他，新政俱樂部也沒有他，無所歸屬，於是參加一四座談會。例如袁其烱，是馬超俊幹部，而鄧翔宇則是張群的幹部，他應該算是政學系。鄧翔宇和他兄長鄧翔海兩人都很了不起，當年在湖北非常有名，鄧翔宇對行政法很有研究，曾經當過張群在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主任祕書，也當過湖北省政府主任祕書，最後當行政院參事兼議事文書機要三組長，對於抗戰前後行政有關法律很熟悉。可惜人緣不太好。一四座談會也有人才，不過群衆不多，所以其負責人王澤民很起勁地搞三團體，利用三團體來壯大聲勢，表面反CC，實際擁護李宗仁。民主自由社是以主和派當主力，而新政俱樂部則因爲反CC而參加了三團體聯誼會，由每個團體產生五名幹事，各個幹事也不見得是三團體的領袖，像我就是幹事之一，我年紀比較輕，不敢強出頭，每天都會到新街口鹽業銀行舊址去開會聚餐。 新政俱樂部並沒有主動的利用三團體聯誼會，反而因爲新政俱樂部人多勢衆，所以一四座談會利用新政俱樂部，民主自由社也利用新政俱樂部。民主自由社是吳鐵城所組織的，他的目的在於當立法院院長，因此也利用我們這些人。 民主自由社的領導人是吳鐵城，我前面所說的總統召見的十二個委員其中沒人領導，吳鐵城卻代表黨領了經費在立法院做聯絡工作。吳鐵城是中央祕書長，捧他場的人非常多，民主自由社的主和派，表面也說擁護中央。 孫科到行政院去以後，吳鐵城想當立法院長，因爲他有本錢，可是他的環境卻不允許，孫科一定要他到行政院當副院長。吳鐵城很想留在立法院，暗中積極活動。有一天他召集了三團體聯誼會的十五個幹事，在華僑招待所開會，他從外面匆匆進來，說他剛由官邸來，大家問他是不是可以不不去行政院了，他苦兮兮的說：「我什麼話都向總裁報告了，可是總裁一定要我去啊！現在就看各位怎麼辦了。」我們同聲說：「去見總裁。」於是馬上開了三部汽車，把十幾人送到官邸。進了會客室，還沒開口，總裁大概已經知道來意？所以當大家說到吳鐵城同志時，總裁就笑嘻嘻地說：「吳鐵城同志，很好，行政院副院長很好。」他還是滿臉笑容。他先這麼講。又有人問：「那麼立法院院長呢？」他說：「再研究，再研究。」大家講不下去了，只好回去。後來提名出來，立法院院長是李培基，副院長是陳立夫。黨部提名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前，先召集中央常務委員到官邸談話，當時也曾經有人辯論，最後決定起立表決，贊成的人起立。而黃宇人不起立，湯如炎則半蹲，總裁問黃爲什麼不起立？黃答多數人起立了，已經通過；又問湯，湯答服從多數。總裁最後問宋美齡說：「你怎麼也不起立？」宋美齡說：「我不是常務委員啊！」她說得有道理，因爲在官邸開會，所以宋也列席，但是她並不是常務委員，沒有權利表決。 李培基、陳立夫雖獲提名，但仍需在院會投票，而開票結果院長是童冠賢，副院長是劉健群，誰都想不到！劉健群是新政俱樂部的人，在民國十八年時曾著「藍衣社的組織」一書，大家以爲後來的復興社就是藍衣社，以爲藍衣社是由劉健群所領導，完全是以誤傳誤。事實上十多年後的立法院選舉，當時劉健群是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怎麼可以把總統的提名人選給打掉呢？因此弄得很尷尬，連他自己都啼笑皆非！但是已當選了副院長，也無法不就呀！這樣一來，民主自由社也完全暴露了，他們不是支持吳鐵城，更不是國民黨的，而是捧主和派的童冠賢。有人誤會童冠賢是桂系，其實他只是讀書人，沒有幹部，也沒有群衆，又沒有什麼主張，是沒有立場而慾望甚高的人。民主自由社一直在捧他，拿他當傀儡，事實上他是沒有用的。這次選舉，真把國民黨搞得天翻地覆，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失敗了！ 吳鐵城當不成立法院院長，中央提名的院長副院長，也全部失控以後，大家都懂得所謂民主自由社是在玩政治，玩弄別人，卻終於只是曇花一現，就各奔前程地煙消雲散，來台灣後就沒有這個團體了。 陸：黃宇人是什麼樣的人？ 黃：黃宇人是黃埔四期，既是軍校畢業的，又是青年團，也是復興社的，他不是CC的人。他曾經拿公費留學英國，回國後當過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後來兼貴州支團幹事長。他是道道地地的青年團幹部，他每到重慶見委員長一次，就在委員長面前罵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一次，罵吳鼎昌政學系如何如何官僚，大概是罵的回數太多了，有一天總裁很幽默地說：「黃宇人，你每次都罵吳鼎昌，吳鼎昌見了我多少次，都沒有罵過你哎。」後來黃宇人就不敢罵了。在貴州支團，他的書記叫張景行，他唯一的心腹，而且也是貴州人，後來他同黃宇人鬧翻了。到了台灣以後，張景行曾經前前後後向我講了很多那一段時間的事，證明黃宇人這個人不能共事，他的個性很特別。因此後來黃參加了第三勢力，當上某一部部長，過後搬到加拿大去，因爲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可做，多少年靠洗碗生活，一直到七、八年前回來一趟，住在張子揚家裡，他倆是英國留學時的同學。黃同我很好，人家請他常常由我做陪客，我一再勸他說：「現在你可以長住在台灣了，沒有問題啊。」結果他不聽，依舊去加拿大洗碗過日子，以至壽終異域。 第五節 趕來衝破主和電 一天我們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吃晚飯，大概有三桌人吧，大家東說西說，談到劉不同太猖狂，英國泰晤士報三天兩頭有他的消息，不是稱他爲劉委員，而是稱他爲中華民國立法院的「Leader」（領袖），連中國國內的報紙，像大公報等等，也都捧他，他也自以爲是領袖，得意忘形，神氣得不得了。那個時候受共產黨運用的記者非常多，而且都是新出來的，本身是不是記者都是問題，但是掛著記者的招牌，當時電信不發達，他們把共產黨要講的話寫下來，請劉不同簽名，劉也真得意沖昏了頭，別人拿來他就簽名，怎麼寫他都不管，結果報館拿去刊登，搞得大家都說：「這不是共產黨的話嗎？」當時有人提到：「今晚國民大會堂內要開座談會。」「什麼座談會？ 」「不曉得。」但是因爲不限制什麼人去，所以有人提議參加，於是大家快快吃過晚飯趕過去。 我們到達後，發現坐著百多人，已經開會，當我們進去時，劉不同正在那裡張牙舞爪，他站在主席台前面的發言台，上裝都脫了，大聲疾呼地講話。他講完之後，我站在後面高聲說：「現在報紙上常常刊登立法院的領袖說什麼什麼的，誰是領袖？請他站出來! 」接著就通電的事罵開了，很明白的就是罵劉不同，劉不同氣極了，馬上要站起來對付我，黃宇人坐在旁邊，按住他的肩膀說：「他是黃通小老弟啦，我跟他講講就沒關係，你不要急。」他就沒站起來。 可是當天座談會本來準備在劉不同講完之後發一個主和通電，他們想利用立法院的名義來發佈，因爲那天的主席是童冠賢，是當時的立法院院長，他們想移花接木，把主和當成是立法院院會的決議。結果我在會場一衝，他們覺得情況不對，而且大家也曉得黃通是新政俱樂部的人，所以會議就草草結束，不談通電的事。他們是沒有實力的，只是興風作浪，給他一衝就衝破了主和通電的陰謀。 陸：劉不同和龔德柏有沒有關係？當時報紙上常看到他們倆人的文章。 黃：他們沒有什麼組織上的關係。龔德柏是專門唱反調、專門罵人的，他沒有派系，沒有組織關係，就是一個國大代表，只靠報紙，和劉不同一樣喜歡唱高調。有一回他罵孫科，氣得孫科的廣東同鄉去打報館。 至於劉不同則完全是外國報紙捧起來的，剛開始時他還很小心，他曾經提出財產法，還特別關照我：「我要提財產法，請你要支持吾喔。」我說：「好吧，你提出來，我贊成。」劉不同後來想靠攏卻靠不攏，遭到清算鬥爭，搞得很慘。 第六節 疏散留京被栽誣 三十七年底南京各機關開始疏散，最糟的是十二月四日、五日那幾天的疏散，下關車站很亂，人太多，車子不夠，大家搶車位，行李堆滿月台。這次疏散，行政院搬家了，也通知老百姓要疏散，民衆蜂擁而來，其實其中以公務員爲最多。我是南京市選出來的立法委員，現在南京市還沒淪陷，如果我先跑，太不成話。至於我的家屬則可疏散。而且我又負了南京市黨務的責任，所以個人留在南京，準備必要時就集合壯丁去打游擊。當時立法院很多主和派都到上海、杭州那一帶去了，童冠賢還在南京。至於共產黨所講的「立法院裡頭的頑固份子」，大都隨行政院遷去廣州。一四座談會也走了不少人，但是爲了還要捧捧李宗仁的場，所以還有人不走。 這個時候桂系在活動，程思遠不但不走，還可以和一四座談會聯絡，像我這種人，他更希望我到桂林去，因此他陸陸續續給了我三封信，分別介紹廣西省的主席、桂林市市長以及一個桂林的軍事負責人。他告訴我：「你拿這個信去，他們都會招待。」大家都曉得他是李宗仁的貼身祕書長，我把這些信收起來，但是我怎麼會到桂林去呢？ 程思遠當然也曉得我是南京關係，但是另一方面他對我很友好。他是個聰明人，立場不堅，是個公子哥兒。他從重慶到南京來時是一個人來的，從飛機上下來後，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於是打電話給我，他說：「我是程某人，現在到了南京，路也不認得，不知道到哪裡去好，車子也沒有，你想辦法接我一下。」我真到機場接他，問他要到哪裡去，他也講不出來。後來我把他送到一個大旅館，然後陪他找房子，在南京雙龍巷幫他找到房子了。我以爲他要安家，後來才知道他的太太沒來，在一起的是他的外室石泓，她是個演電影的小演員。後來她生了個女兒，就是林黛，卻是大明星。程思遠當時幫李宗仁的忙，拉攏大家到桂林去。爲的是李宗仁曾經有個計劃，他們看共產黨將要渡江，於是提出劃江而治的計劃，共產黨不同意，非要過江不可。過江之後，中央政府站不住了，他們怎麼辦？於是他們要同共產黨談條件，共產黨提了開府桂林的新意見，要他們把中央政府擺在桂林。程思遠在疏散時就做這個準備工作，要把這些人拉去代替中央。那個時候他還沒同李宗仁決裂。一直到三十八年九月間，李宗仁到廣州，時局仍然沒辦法，程思遠看開府桂林不可能，於是離開李宗仁，罵李宗仁罵得很厲害。這個時候他已經同邵力子、章士釗兩人勾結，本來大家以爲他一直跟著李宗仁，誰知道到最後他會放棄了李宗仁，投到另一邊去當政協代表。後來共產黨要做統戰，才給他當副主任委員，他也把李宗仁統到北平去亮相。現在他非常積極，拿副主任委員的身分在對台灣統戰。 三十八年二月下旬時，南京現有的立法委員已經不夠法定開會人數，於是想辦法找回去上海、杭州的委員來開會。 有一天，江南晚報登了好大的字說：「黃通赴杭」，我看到了，感覺很奇怪，心想：「這個黃通是誰啊？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黃通赴杭了呢？」大概他們也曉得我是在南京，不會跑掉，同時又曉得我熟識的人比較多，因此要捏造一個消息，給逗留在杭州、上海的委員，希望他們能回來。這是共產黨的宣傳手法，藉這個消息來破壞廣州的復會。江南晚報是新報，以前沒有這份報紙，完全受共產黨操縱的。 另一方面，在廣州傳出一個消息，說黃通靠攏了？確實是有姓黃的靠攏了，但是他的名字是黃統而不是黃通。黃統是陝西人，曾經提案主張停止徵兵徵糧，這個案子不等於是幫共產黨提的嗎？停止徵兵徵糧後還能打什麼仗？所以大家都知道黃統是靠攏份子。這一回有人誤聽到「黃通靠攏」，大吃一驚！這也是動搖人心的方法。 第七節 廣州氣氛危機大 大疏散中，吾的家小已疏散離京，徐蚌會戰失利，吾和許多同志，計劃打游擊，乃先把家小送到台灣，不想剛到基隆，知道共匪已經渡江，首都失守，吾於是暫居台中。不久，立法院在廣州復會（五月六日），吾先到台北，遇見許多委員，都準備搭飛機去廣州報到。 我到了廣州，從機場下來，感覺情況很不對。我下了飛機，自己扛著鋪蓋捲，帶了一口箱子，走到馬路上叫車，再找小旅館，我住的是愛國酒店，很便宜，一天費用差不多等於現在新台幣幾百元。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汽車開到飛機機門口上車，直開沙面勝利大廈，這棟大廈等於台北圆山飯店，沙面是租界，勝利大廈是最好的旅館。那些人也是立法委員，他們的車子哪裡來呢？也有許多人住長堤愛群酒店，那酒店是市區內最高級的，怎麼也進進出出很多是立法委員？這個時候我們才慢慢明白，原來桂系在南京就做好了工作，而且有許多人還先到桂林，然後來廣州的。使我們更覺奇怪的，許多人似乎很闊綽很神氣，尤其帶著一股神秘色彩，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神秘？又忙的什麼？ 而在立法院報到處，居然看到了三團體聯誼會的通告，這通告是誰的主意？吾是幹事之一，吾怎麼不知道？ 後來我們新政俱樂部開了會，在會中我提議：「到這個時候，首都都沒有了，我們應該解散一切小組織，大家團結一致，把立法院維持下來。」我這個話一講，響應的人很多，三團體聯誼會不參加了，因爲我們新政俱樂部不參加，聯誼會就瓦解了! 第八節 中常會哭蔣李函 三十八年四月廿二日舉行杭州會談，參加的入主要是蔣總裁、李代總統、何院長、白崇禧、程思遠五人，從溪口來的王世杰、吳忠信也參加了，一共是七個人。出席人大家一致同意兩點：第一，成立黨內最高決策機構中央非常委員會，由總裁兼主任委員，李代總統當副主任委員；第二，南京中央政府決定南遷廣州。當時李代總統在場，白崇禧也在場，都表示同意。不過在杭州會議中本來有一個電稿，主張作戰到底，由蔣李聯名，既代表國民黨也代表中央政府，但是李以爲他的代總統是爲主和而來，沒有簽名。 四月二十三日，行政院長何應欽遵照決定，先到上海，再轉廣州，而李宗仁卻沒有到廣州，由南京飛桂林，想依共產黨的意見開府桂林。他到達桂林後，在李任仁的策動下，廣西部份立監委和省府委員廳長聯名提出意見書，要求李宗仁補簽共產黨的國內和平協定，就等於「降書」，他也沒有簽署。白崇禧總是希望李與蔣劃清界線，李總是拿不起放不下，搖擺不定。 杭州的主戰通電未發出，情勢更急。四月二十七日蔣總裁在上海的外海復興島上發表文告：「中正追隨我愛國軍民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但因爲李宗仁的搖擺，桂系急，共方也急。白崇禧在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告訴程思遠，說李德鄰「庸而好自用」。第二天，他又說李是「扶不起來的人」。 而章士釗、邵力子在五月十八日寫信給李，罵他：「公不以鄙言爲可採，並不勝主戰分子之脅迫利誘，竟然翩然蒞粵，同流合污。陽冠僚采，陰儕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猶岸然以國家存亡、民主禍福爲張皇工具！傷哉傷哉！」其實李宗仁是什麼把握也沒有，什麼打算也沒有。他離不開白崇禧，卻又不聽白崇禧的！難怪黃紹竑早投共了；白崇禧還是主戰，到底來了台灣；程思遠等也都解放了！ 章士釗是靠攏分子，所謂上海「七君子」之一；邵力子則老早就是共產黨，但是他腳踏兩邊船，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也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事。曾經有次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會會後，吾問邵力子：「國民黨將怎麼辦？」他說：「快關門了！」章、邵兩人都是和談代表。 由於中央政府在廣州，大家要求李宗仁到廣州來，五月二日那天，居正、閻錫山、李文範、白崇禧、程思遠、邱昌渭同時到桂林去找李宗仁，這是中常會的決定。會中推派居正、閻錫山、李文範去勸李宗仁，白崇禧等知道後，也跟著一起去的。 白崇禧號稱「小諸葛」，人很精明，他私下向桂系說：「蔣某人不是不想出山，他一回來，代總統就完蛋了。」因此他竭力主張李宗仁到廣州去當代總統，如果不去，連代總統都沒有了。 五月二日居閻李等來桂的晚上九時，李宗仁找了桂系領袖們到他家裡談話，包括白崇禧、黃旭初、李品仙、程思遠、邱昌渭、韋永成、黃雪村、韋贄唐等，討論要求蔣總裁的文件，即所謂備忘錄，其內容爲：第一，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應該有權調整；第二，將在台灣的金銀外幣運回大陸；第三，移存到台灣的美援軍火運回大陸，分發到各部隊去；第四，所有軍隊聽從國防部指揮調遣；第五，黨中央決策只能作爲建議，不能強制執行；第六，請蔣先生出國考察，設法爭取外援。後來這份備忘錄改爲談話紀錄，一份交居正、閻錫山轉交何應欽，另一份請居正、閻錫山轉張發奎，並由專機送上海，送蔣總裁。 五月四日，蔣總裁覆函，其要點如下：第一，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第二，前在職時爲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册俱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第三，美援軍械之存儲及分配，爲國防部之職責；引退之後，籍册羅列，亦可查核。至於槍械由台運回，此乃政府之權限，應由政府自行處理；第四，國家軍隊由國防部指揮調遣，凡違反命令者應受國法之懲處，皆爲當然之事；第五，非常委員會之設立，爲四月二十二日杭州會談所決定。當時李代總統曾經參與，且共同商討其大綱，迄未表示反對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議，彼自可請中常會覆議。惟民主政治爲政黨政治，黨員對黨負有遵守決議之責任；黨對黨員之政治主張有約束之權利，此乃政黨政治之常軌，與訓政時期以黨御政者，自不可混爲一談。第六，若謂中不復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許身革命四十餘年，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不信中竟無立足之地！在溪口時，曾對禮卿兄言：前次他們要吾下野，吾自可下野，現在若復迫吾出國亡命，吾不能忍受此悲慘之境遇！今日所懷，仍復如此。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吾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吾出國，並賦吾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爲一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這一封覆李的信於五月五日專機由上海送廣州，六日中常會開臨時會，推閻、朱、陳（濟棠）三人帶到桂林歡迎李宗仁赴粵。五月八日李宗仁抵達廣州。 後來我們聽到中常會的常委講到當時他們閱讀這封信後的情形，他以低沈的聲音說：「常委都哭了。」我問：「爲什麼哭啊？」他說：「李宗仁寫信給總裁，總裁回信，中央黨部摘要印出來，每個常務委員看了都淌眼淚，很傷心。」我追問內容，他第二天帶來一份給吾，我看了，也要下淚了! 南京疏散後，留在南京的中央委員人數不少，大約還有一百多人，其中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居正、于右任。這個時候，報上登出來說于右任準備到北平去，連鋪蓋都捲好了。要陪他去的人是盧郁文，這個人壞得很，是靠攏份子，後來是所謂的主和派。他整天伺候于老，幫于老磨墨、陪他寫字。報上登出這個消息後，人心動搖，如果連于老都到北平去了，大家還反什麼共？ 當時蔣總統已經下野了，行政院長何應欽還沒有就職，孫科到廣州去了，面對亂紛紛的情勢，代總統李德鄰一點辦法也沒有。那時候我是候補中央監察委員，雖然是候補的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每兩週在南京開一次會時，也一定會通知我們，我每次都與會，因此和元老很熟。現在情勢這樣混亂，我們幾個監察委員商量，大家決定請居覺老和于右老出來，號召在南京的中央委員開一次談話會，因爲在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廣州方面的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纔開過會，通過決議，提出談和五要點，表明本黨立場，我們在南京的一百多位中央委員也應該有所表示。幾個人去分別找了兩老，請他們出面，在華僑招待所召開中央委員會談話會，他們答應後，我們就負責去辦事，通知了所有現在南京的中央委員。 當天到了差不多百把位中央委員，很熱鬧，年輕人發言激昂慷慨，老先生們自然也都點了頭。最後談話會決定擁護廣州中常會的決議。這樣一來，人心稍微安定了一點。 居正那個時候在南京雖然沒有負什麼實際責任，但是名望很高，有他領了頭，把于右任也牽制住了。 陸：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是左傾的人，北伐時聽說于先生有些親武漢政府，故于老本身有時候似乎有點左傾？ 黃：是嗎？我不曉得他們有這層關係；那時候我們知道屈武是靠攏份子，但他是和談代表團的秘書。 第九節 居正院長差半票 憲法頒佈以後，中央大員對於憲法有研究的人不算多，大家腦筋裡還是重人不重法，總覺得蔣某人當了總統就大權獨攬，很羨慕。 這個時候行政院長何應欽快要幹不下去了。爲什麼幹不下去了？簡單說，何應欽是主戰的，但是李宗仁的態度卻是搖擺不定，甚至於在他的心目中，首都由南京撤退後，最好是撤到桂林去。但是一般人，尤其是孫科，老早就到廣州去了，大家都認爲應該撤退到廣州。結果到了廣州之後，何敬公等主戰的人卻沒有辦法戰，因爲主和的人不贊成，特別是他同李德鄰兩人也合作不起來。當時蔣總裁和李德鄰之間的信函，都是透過何應欽來轉達，何敬公在那個環境之下，實在非常難爲。 李宗仁當了代總統之後，總是覺得權力不夠大，認爲總裁在跟他爭權。他誤以爲總統的職權本來就很大，但是他不了解，如果沒有臨時條款，我們這部憲法裡的總統，必須事事依法，沒有例外，其實是什麼人來做也沒有特權的。有了臨時條款，總統的權力纔大一點，但是恐怕他也沒有仔細的研究究竟權大在哪裡。 那時候臨時條款只有四項，也就是現行的前四項，到民國四十九年以後，纔有第五項以下的規定。這前四項中的三項是有關憲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還有第五十七條的實施程序。至於第四項所講的國家安全會議，則是憲法上所沒有的。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戒嚴的程序，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尤其後面兩句：「立法院認爲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三十七年北平警備司令受懲戒，就是這原因。但是有了臨時條款，戒嚴令可以由總統發布，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憲法第四十三條很重要，是關於緊急處分的規定，授權總統有緊急處分權，但是緊急處分權的行使要依據緊急命令法，而緊急命令法卻一直沒有完成立法程序。所謂緊急處分，主要是關於財政、經濟方面的措施。那幾年金圓券、銀圓券都曾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財政、經濟大事都已經由總統在決定，這就是根據臨時條款的第一項緊急處分而來的。李德鄰也許以爲根據緊急命令可以斂財，尤其他誤認爲蔣總統可以把國庫都歸個人所有，所以在上一節所說的信函中，他提出移台的金銀問題，而蔣總統則要他去根據簿册問財政部，他應該明白了？憲法第五十七條是規定總統對立法院有覆議權。他應該瞭解憲法沒有規定總統或行政院長對立法院的解散權，也沒有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倒閣權。但如果行政院的重要政策立法院決議變更了，行政院只有報請總統核可後，請立法院覆議，覆議要不足三分之二的維持票，行政院長纔可以安全過關，否則就要變更政策或者辭職。這覆議案可否提出，權在總統，如果總統與立法院一致，不提覆議，行政院長又不願變更，就只有自動辭職，就等於倒閣了。李德鄰所未加注意。而真正重要的是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李德鄰可能沒有想過公布法律要依什麼法，發布命令又依什麼法？以爲行政院院長可以完全聽命於總統，所以他一定要提名居正，認爲他對居正可以任意指揮；他壓根兒就不曉得憲法規定總統的權限有多大，因此他還向蔣總裁要人事權、財政權等等。 後來何應欽辭職，李代總統在五月八日到達廣州。五月三十日，他在綏靖公署大禮堂召集所有的立法委員開了一個談話會。因爲沒有法律規定總統在提名行政院長之前可以召集立法委員開會，所以只開談話會了。在談話會上，他說的話大家聽了感覺很奇怪，他說：「何院長不幹，他告訴我說，現在他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是自殺，第二條路是開小差。他無論如何不幹了，這個樣子，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准他辭職。何先生辭職之後，誰來當行政院長呢？一開始，我徵求張岳公的意見，張岳公是重慶西南行營主任，他在長途電話上答覆我說，現在西南非常重要，中央人多，如果他回中央來，西南要交給哪一個？所以還是讓他在西南多負一點責任好。既然張岳公不願回來，於是我要求吳鐵老，吳鐵老答覆我說：『我身體太壞，你不要給我當行政院長，讓我多活幾年好不好？』吳鐵老也不來。於是我再找閻百川先生，閻先生是反共名將，當行政院長一定很好的，可是他答覆我說：『我從來都是做地方官，沒有做過中央官，中央官做不來，行政院長我不能幹。』我沒辦法，好不容易找到黨國元老居覺生先生。」他的意思，他一宣佈後大家會熱烈鼓掌，那樣問題就解決了，不料當時的反應卻很冷淡，他再強調居覺生先生如何的忠黨愛國，以及黨國元勳等等，可是鼓掌的人依然很少。 談話會散會後，大家紛紛傳言這個不能同意，那個不能同意，有的人還直言說李代總統想欺負居老先生，因爲居老先生是好好先生，他可以隨便支配，要居老先生當行政院長，不就等於他自己當行政院長嗎？這些話不少人同情的。當時黨的組織也已經等於瓦解了，正常的作法是在提名之前開常會，經過討論，由中央分頭找立法委員疏通，然後再提名，不是隨便講一講就可以讓黨員一呼百諾。尤其是在國共和談破裂以後，李德鄰的態度不明朗，而談話會中也沒有提到如何反共。李德鄰來廣州遲滯，尤其本黨中央沒有給每一個黨員同志任何通知，更沒有李德鄰以外，任何中央大員出面溝通溝通，只見新貴模樣的桂系人物在穿梭。如此情形之下投行政院長的同意票，就只有問桂系纔能知道把握在那裡了! 當時李德鄰派代表想要跟共產黨和談，共產黨不接受他的代表，所提的條件一次一次在變更，而且越變越苛刻。但是有一個條件好像是共產黨示意的？這個條件就是「開府桂林」，尤其那個時候奔走其間的是甘介侯，經常和甘介侯一起的是程思遠，他們兩人就好像是李代總統面前的軍師，而他們都主張開府桂林。如果要開府桂林，粵漢路以東要讓給共產黨，所以當時傳出來的消息，說李德鄰要把粵漢路以東的部隊全部撤走，也因此四個兼掌兵權的省主席要免職。這四個省主席是：廣東的薛岳、福建的朱紹良、浙江的周□【 □字，上爲“品”字，下爲“石”字。】以及台灣的陳誠。陳誠是最大的目標，兼東南軍政長官，如果這四個省主席通通免職，就可以符合共產黨的要求，把粵漢路以東的軍力通通撤掉。由海南島以至台澎金馬舟山群島全都完了！這種傳言除了桂系，誰都不願聽的！對李德鄰的不利，自在意中。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我敢說，多數的立法委員是不太在意法律關係的，很多人沒有去研究選舉法，但是選舉總還是規規矩矩依法來辦理。在投票以前先選六位監察員，管發票、開票事宜，開票結果的數目，也由監察員一一填表，每位監察員負責簽名蓋章，送請院會主席，由主席報告出席人數、發票數、收票數、同意票數、不同意票數、廢票數，然後正式宣布同意或不同意。這一次的監察員有六人：江一平、皮以書、蔡培火（他比較年老）、黃通、余拯、覃勤，這六個人既然當了監察員，就要依據選舉辦法來執行。而一般人投了票之後就聽聽票數，是同意票多或不同意票多。一票票報出來後，先是同意票較多，達到一百五十一票，而不同意票只有一四三票，相差八票。大家都說通過了，同意了，一個個走了。到下午一點多，賸不到多少人，主席劉健群（代院長），他也以爲不同意票少，同意票多。當時開票在主席台，六個監察員通通站在台上，唱票完畢後，主席拿了麥克風，開口報告：「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他講到這個地方，我曉得不對了，大喊：「主席! 」、「主席! 」喊了兩次他都沒聽到，我又喊：「主席!不要報告! 」，他掉過頭來問我說：「爲什麼不要報告? 」我說：「沒有通過! 」他大惑：「怎麼會沒有通過？不是多了好多票嗎？」我說：「不是的。」我請主席停止報告，讓我們把計票結果講個明白，他再報告。原來同意或不同意的票數是按出席人數的過半數爲準的。今天出席了三○三人，而同意票只得一五一票，豈不是還差半票，所以沒有同意。並不是跟不同意票來比較多少的。還有九張是廢票，廢票是不算的。其中三張是空白票，三張同意、不同意兩邊都有圈，還有三張圈在騎縫上，兩邊不能算，而且很模糊。因爲同意票沒有過半數，所以沒有通過，就是不同意。主席看清楚了，就宣告不同意。可是當大家離開時，同意通過的消息已經傳到李德鄰的公館，李德鄰很高興，還有許多人到愛群酒店向居覺老道喜，大家都認爲已經通過，沒問题了，忙安排新閣如何組成去了。到了下午一點多鐘，重新又有電話過來，說是沒有通過，差了半票，李德鄰光火了：「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沒有通過呢？」他大發脾氣，把桌上茶壺、茶杯、電話都打掉了。「叫劉健群來! 」他也不講劉院長。下面的人：「是！是！是！馬上打電話找劉院長。」劉健群嚇壞了，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李宗仁是軍閥，不會把他扣起來吧? 劉健群到李代總統官邸去了，他兩腿發抖，李宗仁沒有理由地命令他：「下午你給我翻過來！」當天下午三點立法院繼續開會。劉健群雖然長於說詞，在院會怎麼說才能翻案，倒是把他考倒了! 關於翻案，這一段蠻有意思的。下午開會時，大家還是陸陸續續的來了，靜聽劉健群主席的報告。劉健群是一個非常會講話的人，但現在既不能把李代總統的虎威報告出來，又不能責怪監察員，更不能埋怨投票人！他講了半個多鐘頭，內容是要大家體念時艱，對於李代總統的苦心，如何給他彌縫等等。他這些話不是講給我們聽的，他是要講給桂系委員聽，想對代總統有所交代嘛。但是多數委員我們聽了很不以爲然。 等到劉健群講完了，桂系委員立刻正式提案應該逐票檢查。當時大家心裡明白，所以要主張檢查，無非因爲有九張廢票，想在其中搞到一票就可沒問題了。所以很多人反對檢查，尤其反對檢查廢票。大家的理由，院會推舉了六位監察員，這六位監察員來自各方，既然開票時已經有監察員監督，怎麼還需要檢查呢？檢查豈不是對監察員的不信任？最後有人提出折衷意見，請六位監察員報告，說明爲什麼有九張廢票。這個臨時動議通過了，當時有人埋怨說：「共產黨還沒來，就要清算鬥爭我們了？」 後來六位監察員開始報告，第一位是江一平，他是大律師，非常會講話，結論是：沒有錯，不能檢查。全體鼓掌；第二位皮以書接著講，她是谷正鼎的夫人，四川人，留俄學生，也很會講話，一口川腔很動聽，最後結論也是不能檢查。也是全體鼓掌；第三位是蔡培火，那時候他已經六十來歲，在我們的眼裡是個老頭，他剛開始也講得不壞，但是後來卻說了一句：「要檢查嘛，也可以。」這一句話很有一些放水的嫌疑，許多人在搖頭。第四位是我，我有點氣憤，含有怒罵蔡培火的意思，我說：「我這個監察員是院會通過的，院會能信任我，我能不信任我自己嗎？我的眼睛沒有瞎，耳朵沒有聾，看得清楚明白，沒有錯！不需要檢查！」講得大家熱烈地鼓掌，這麼一鼓掌，我也不必多講了，反正就是不能檢查！到第五位、第六位，都是一樣的意見，同樣反對檢查。最後院會決議不能檢查，檢查反而違法。這個同意案沒有得到同意是定案了。主席只好宣告散會。消息傳出去，居覺老馬上到香港去了! 陸：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前總裁有沒有指示？ 黃：沒有，不但黨內任何人沒有指示，中央政府任何人也沒有表示，這也是李德鄰的粗心，其實在廣州的中央常務委員不少，正式在中常會通過提名，打打招呼，都是應該的，但是他卻沒有做。而桂系事後檢討，認爲只差一票、半票，是因爲有兩個廣西人沒有去投票，這兩人一個是韋永成，另一個是張岳靈。聽說他們兩人本來在香港，三十日才趕到廣外來，以爲是下午投票，所以上午沒有到立法院去，因此就少了他們兩票。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正確的，因爲投票的日期是在三十一日，誰都知道會在上午投，他們卻只怪這兩個人沒投票。當時也有很多人自稱關鍵的一票在他身上，因爲他沒投票，或是投了反對票云云。講這種話的有好幾十個人。其實反正一票之差，哪一票都很重要。 事後傳言，關於李德鄰向立法委員報告向提名人選徵求意見的情形，其中何應欽不會講的那麼小氣；張岳公講的話，吳鐵老的話，聽說他們都是客氣話；尤其是閻錫山，李德鄰並沒有直接去找他，只是透過閩錫山最接近的人轉達，據說是找趙戴文去講的。閻錫山心裡想：你不找我，我怎麼可以答應？所以他沒有同意。李德鄰在報告時前面所講的幾個人都只是陪襯的，事實上他心目中要提名居覺老，沒有第二個人；結果他失敗了。這是五月三十一日的事。 那個時候情勢緊迫，大家都覺得沒有行政院長怎麼得了，於是到六月二日隔了一天，再提名，六月三日星期五院會，再投票。這次提名的是閻錫山。大家都明白，上次李代總統沒有真的要提名閻錫山，這次纔是真的。這次提名，也沒有開談話會，只隔了一天，咨文就到了立法院，結果立法院投了到會人數百分之八十幾的同意票，於是就通過由閻錫山當行政院長。 我說過李德鄰沒有研究憲法，他上任的第一件事，還是要免四位省主席的職。他對閻院長說：「現在要跟中國共產黨談和很難，至於戰呢？現在這個局面我們也戰不下去，吾想最好把沿海四個省份的省主席換一換，或許可以和緩情勢。」閻錫山這個人一口山西腔，回答說：「這四個省主席要免職？俺不同意！」他知道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因此他有權不同意免四位省主席的職。李德鄰和他愈談愈氣，於是說：「你當真不同意？我免你的職！」閻錫山很幽默，他說：「你免我的職，俺也不同意! 」李德鄰這才明白總統在憲法上的權力，不是他想像中那樣爲所欲爲的！這個趣聞，正是山西老鄉傳出來的，蠻有味道。 第十節 反對倪任祕書長 三十八年下半年，立法院在廣州正式通過決議由劉健群代理院長，在這以前，童冠賢已經幾乎沒來開會，除了五、六月時童冠賢沒來之外，下半年他也只來了兩次。他自己看看局面，發現如果要主和，根本是辦不到的事。他對立法委員的影響很有限，只有別人在影響他；至於他屬於主和派，主要是因爲有一批主和的人在捧他，他就跟著別人走，而其他委員們卻不會因爲他是立法院長而就聽他的。童冠賢來了幾次之後，就不再來開會，院會經常由副院長劉健群代理主席，這時候院裡曾經舉行祕密的談話會，由於當時無法改選院長，於是大家決定由副院長代院長。到十月初，院會遂正式通過由劉健群代理院長。 院會一通過，劉健群很緊張，因爲他要全權負責了。當天晚上，他跑到六榕酒店去找我。這個旅館是廣州最小的客棧，沒有窗子，只有籮笆做的天窗，下雨時拉上來，出太陽時拉開。這樣子的一個小旅館，他居然在晚上摸索來了，他要找我談話。 他爲什麼要找我談話呢？我同劉健群的關係，還是在早期的復興社，復興社是外圍組織。其後在政訓班、北平軍分會政訓處、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共事幾次，進了立法院，在新政俱樂部內的關係更爲密切。他當代院長就要靠新政俱樂部的支持，才能應付一四座談會、革新俱樂部等團體或個人。 現在他正式代理院長，所以連夜趕來找我。他一見到我就說：「我當院長，祕書長一定要找一個人來做，這個祕書長的條件是什麼什麼……。」我聽了他所說的條件，就說：「依你所講的條件，你心目中的人選就是貴州老鄉倪烱聲了。不錯，他是吾在貴陽就熟識的好朋友，他爲人很好，朋友也很多，他當過行政院副秘書長，但是不適宜當立法院的祕書長。立法院的祕書長容易當的嗎？既要有學養，又要有人望，還要有辦事的魄力，因爲立法院裡三山五嶽的人都來了，全國各地方的人都有，他怎麼能夠應付呢？而且他太文弱，經不起風浪。倪烱聲不行。」兩個人談了一個多鐘頭，他辯不過我，但是他還不甘心，他說：「明天你請立法院內原來各地方重要的負責人到愛群酒店找我，某號房間，余大覺就是我。」 第二天，我真的找了二十來位委員到愛群酒店去，劉健群就公開地講祕書長人選，我沒有說話，但是大家也都表示反對。最後他說：「我當了立法院院長之後，什麼都可以聽你們的，唯獨祕書長我一定要用倪某人。」既然他這樣講，大家也沒有什麼話好說，終於還是用了倪當祕書長。 倪祕書長上任沒幾天，立法院就由廣州搬重慶，由重慶再搬成都，成都待了幾天，再搬海南島，最後到台灣來。這樣的大風浪，即使經驗能力最強的人，也很難經得起考驗，而況是個書生？ 在搬遷過程之中，許多家當搬來搬去，花了不少錢。在這個當中，立法院祕書處安排的總務主任非常重要，他也是貴州人；至於副祕書長閔劍梅則完全是官僚；加上祕書長，這三個人在劉健群的左右，劉健群就搞不清楚了。立法院不是普通的機關，後來由於派系鬥爭，CC提議立法院的開支應該有所監督，因此成立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由各方推選，當選了之後，監督立法院的開支，第一件事情就是查以往的帳。一查下來，結果有十多萬元鬥不攏，單據不全，憑証不足。上下飛機輪船多次，祕書長搞不清楚，副祕書長說不能負責，總務主任說奉命行事，會計則說他是依法依例辦事，究竟這些錢是怎麼化的？查不出頭緒來，立法院爲這件事情鬧鬨鬨，幾個月的風潮，鬧得總統都知道了!行政院主計處也愛莫能助，情況搞得太嚴重，大家勸劉健群辭職，以免政治事件變成了刑事案件。他到這時候，怪誰也沒有用。最後只好辭職了事。真是可惜!他本是代院長，來台後已經在三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改選過，當選正式院長了。他在政治上有極強的應付能力；在環境上總統府、中央黨部、行政院都很和洽；外國友人也很多，在外交上也有影響力。這兩年前用人不當惹出來的是非，像我們這樣最關愛他的委員，也都救援不及了！事後有一天他和吾閒聊說；「老先生（總裁）不會再用吾了！」真是悔之毋及呀！ 第十一節 院會通過大整肅 閭錫山當行政院長時，我在廣州提出全國大整肅案，因爲當時發生司法行政部次長楊玉清匪諜案。這個案子是怎麼暴露出來的？在田烱錦當司法院長時，曾任田的祕書長的程德受，當時是廣州地方法院檢察官，司法行政部就是管理高等以下各級法院推事檢察官的。這位檢查官很有魄力，他和警察帶著拘票前去逮捕次長楊玉清，楊玉清說：「笑話！」兩個人鬥起來了，但是因爲警察也在場，所以楊玉清終於還是被逮捕，後來證明楊玉清確實是匪諜。這件事情很轟動一時。 之後接二連三又發生匪諜案，我認爲：現在我們要對匪作戰，要反共，如果機關之內都是匪諜，還打什麼仗？於是我到行政院去找上台已經快四個月的院長閻錫山請教，我說：「你是反共專家，現在你當行政院長了，是不是要大大的整肅一下，把各機關有嫌疑的人整肅出來。」他滿口的山西話，我只能聽懂一半，不過他的意思是表示贊成，於是我把吾的提案先給他看，我說：「還沒經立法院通過，爲什麼我先請教你？因爲如果通過之後行政院不能執行，這個案子的提出，就是考慮不週，沒有用了。」他看了之後很贊成，因此我迅速地在立法院提案。 當時立法院內主和份子已經沒有來開會了，所以這個案子順利的照案通過。可是通過得太晚了，當時是三十八年十月九日，第二天是雙十節，不辦公，也不開會，到十月十一日緊急疏散，後來立法院遷渝遷蓉遷台，這個案子丟到哪裡去都找不到了！ 一直到政府遷台，蔣總統復行視事了，立法院還沒有正式復會，先在工業學校和中山堂召開了幾次談話會。在談話會中，大家七嘴八舌的講，有一位山西籍的委員李郁才提起說：「在廣州時我們通過一個案子，是黃通領銜有五十多人連署提出的，爲什麼這個案子不執行呢？應該要向行政院追究。」當時大陸陷匪，中央政府也因爲若干官員滯留港澳觀望，已下令限期歸國；監察院也電告駐港澳委員，限期來院。談話會就分別通過了成立整肅問題研究小組，以及函請行政院提出全面整肅的法律案，送本院審議、研究。全面整肅問題，一變再變，最後由國防部、內政部會同擬出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由行政院提經本院通過，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後總統公布施行。整肅問題專對立法院內部，研究小組二十四人，大家推出黃通、李郁才、武誓彭、榮照、吳望伋、江一平、李文齋、陳紫楓、莫萱元、段永慶、羅衡、彭爾康、苗啟平、侯紹文、穆超、鄒志奮、余拯、劉振東、柴春霖、杜光項、郭登敖、狄膺、趙惠謨、劉志平等擔任。二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先推黃通、李郁才、武誓彭、羅衡、江一平、彭爾康、郭登敖、余拯、杜光埙等九人負責起草辦法。三月一日舉行起草會議，三月四日由整肅小組通過「嚴肅本院紀律以崇法治而奠定憲政基礎案」。案中認爲整肅二字有點看不起自己的意味，故改爲「嚴肅」，但此九項辦法仍不失爲整肅的精神。 原來擬定的九項辦法是： 1．本院委員有叛國事實尚未經本院咨請政府緝辦者，應由本院根據其叛國事實議決，咨請政府依法緝辦。 2．凡居留國外及港九澳各地之委員，除因交通斷絕無法來台或因重病經醫師證明並經本院調查屬實者外，均依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處理之。 3．本院委員身陷匪區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保留其名額：甲、被匪拘留者；乙、在匪區參加反共工作經本院調查屬實者；丙、失去行動自由，未有附匪言行，經本院調查屬實者。 4．委員報到，須親自辦理，如有託人代辦者，以未報到論。 5．遞補委員須經本院資格審查委員會審定後報到。 6．凡非華僑及海外僑胞選出之委員而領有出國護照者，除因公奉派者外，一律於本案通過後兩週內，將其護照繳還外交部。逾期不繳，由本院函請政府吊銷其護照。 7．本院委員曾經政府任命爲官吏者，應依憲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自其就職之日起，喪失其立法委員之資格。 8．凡兼任政府機關或國營公營事業機構聘任職務之委員，合於聘用派用人員第二條之規定者，應於本案通過後，兩週內辭去其聘任職務，逾期不辭去其聘任職務者，由本院函請聘任機關解除其職務。 9．本院資格審查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根據上列各條規定辦法會同負責審定提出院會報告，經院會決議後執行。 這九條辦法提經院會討論交刑法、內政及地方自治、法制等三委員會審查後，將標題改爲「嚴肅本院紀律辦法」，於三月二十一日經院會通過，再改爲「立法院嚴肅紀律辦法」，並增列職員紀律之嚴肅及經院會通過施行兩條，共爲十一條。使廣州所提大整肅案，有了兩個成文的法律。 第十二節 國慶酒會後疏散 十月十一日緊急疏散，行政院正式通知遷往重慶，立法院是中央五院之一，也當然搬遷重慶。當時有一三六人飛渝；另外有好多人家眷在台灣，也由立法院備機先到台灣去，等立法院確定在那裡復會，再趕去也不遲；自購機票去港澳的，也竟有一二七人之多！除了粵籍人士外，觀望的人居多。 到十月十一日下午，大家都走了。童冠賢早已飛香港。這時候主和的需要更迫切，徘徊歧途的人更多。就由他帶頭找到二十四位立法委員聯名發表通電主張和談。事實上李宗仁是因主和失敗的，五位和談代表都回來不了，二十四位立委連立足點都沒有，焉能成事？在進退失據之餘，他們另外組織了第三勢力，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他們也有黨的組織，由童冠賢當書記長，另外有組織、訓練、宣傳、總務等多少個部長，沒有群衆，都是大頭目，好過癮。 陸：第三勢力的經費是哪裡來的？ 黃：錢的來源是一個謎。 童冠賢到香港後，那一批靠攏共匪的人自身難保，他們就呆在上海不管童某了，什麼范予遂、武和軒、李世軍、盧郁文等等，都是無恥之徒，免遭清算鬥爭，就算幸運。至於第三勢力中捧童冠賢的是哪些人？據說他們的組織部長甘家馨是朱家驊派，宣傳部長涂公遂是新政俱樂部的人，果真如此的話，真是糟糕透頂！幸好發了主和通電出去後，並沒有什麼反響，搞不出什麼名堂來。這批人後來還是要來台灣，經過拒絕入境八年後才又准予來台。 陸：立法委員中有一批人後來投共了，立法院如何處理他們？有沒有通緝他們？ 黃：沒有，因爲在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中規定，立法委員於一會期內無故不出席者，視爲辭職。那些人既然不來開會，就不准他們再來報到。加以立法院嚴肅紀律辦法通過後，不符合那個辦法規定，就不能回來了！ 第十三節 立監委國代紛電 政府搬到重慶後，李宗仁先到昆明（十一月三日），再轉南寧（十一月十四日），後來到了香港（二十日）。閻錫山、朱家驊、洪蘭友三人怎麼請他，他都不肯到重慶去。後來行政院搬到成都，李宗仁於十二月五日託病飛到美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只有請蔣總統再復行視事。 那個時候我住在台中，有一天晚上，隔了相當遠的一個朋友來告訴我：「台北有長途電話，你趕緊去接。」那個時候我家裡還沒有電話。我火速地跑過去，接到電話後，對方說：「現在的局面，恐怕非請蔣總統復行視事不可，你們台中委員意見怎樣？我們台北的立法委員將聯名通電到成都，請蔣總統復行視事。台中的一百多位委員，是不是也聯名？」我說好。於是我找了劉委員贊周，還記得那天是陰曆十月十五日，月正當頭，我們挨家叩門找人簽名，大家也都簽名了。因爲到台灣來的都是意見一致的。第二天我就把名册送到台北，台北方面就一併聯名發電。 至於監察委員方面，那個時候監察委員很少，他們也聯名發電，主張蔣總統復行視事。同時國大代表也聯名通電請蔣總統復行視事。當時國大代表沒開會，也沒有待遇，生活艱困，住在中部各縣市，足有二百餘人之多! 各方電報發到之後，蔣總統感到局面雖然艱難，但總要有人負責，因此同意大家的要求，在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 到了台灣之後，我們也算做對了這一件大事。 到台北來了以後，我曾經參加過許多會，第一個是在中山南路十三號所召開的談話會。這是與青年團（新政俱樂部）有關的會，與會的政府官員很多，大家討論時局應對方針。談話會從上午談到下午，中飯時一個人來一碗麵就過去了。但是談不出結論，大家發表意見，慷慨激昂，最後大家決定服從領袖，不論職位大小，各盡各職，團結奮鬥！ 另外一次會議是立法委員在工業學校開了一次談話會，決議通電英國、美國，請他們的國會議員主持正義，不要承認共產黨偽政權。我們的共同意志，還是反共。 來台灣以後，復會之前，前後開過三次談話會，其中有兩次人數較多，大約有三、四百人，在台北工業學校開的那次談話會，參加的立法委員有一百多人。工業學校後來政制爲工專，大概是因爲交通方便吧，所以暫時去那裡開會，後來就借中山堂開會了。 總統復行視事前，有兩次戰役勝利，增加大家全力固守台灣的信心。第一次是古寧頭大捷。戰後我去古寧頭看過，滿地碎瓦破磚，房子都打破了，我們在瓦礫堆上走來走去。那一仗打得很好，把局面都穩住了。關於古寧頭大捷，我見過一篇文章，是當時參與戰役的軍官寫的，他說：共匪把廈門都竊佔了，爲什麼金門還能固守？他說共匪自己認爲指揮官有責任，因爲指揮官太輕敵。那時候中共勢如破竹，好像不會有什麼問題了，所以一鼓作氣的渡海登陸吧，沒有料到，他們從廈門渡海過來後，到了古寧頭卻上不了岸，通通戰死在海裡頭。當時金門沒有什麼防禦工事，就是挖一點土溝而已，而且也挖得不太深厚，居然擋得住，把敵人打下海去，真是不容易。這一仗增加了大家的信心，大家認爲台灣一定可以守得住。 隔了不過十天，又傳來登步島大捷的消息。登步島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在那樣的小島上也能打了勝仗！古寧頭及登步島這兩仗一打，人心就穩住了。 以後撤退來的部隊都集中在台灣，政府進行整編，共有六十萬大軍。台灣這麼小，怎麼能夠容納這麼多軍隊？同時許多官兵都是轉戰千里，已經疲敝不堪，但都功在國家，而且戰志高昂，政府乃逐步加以整補。後來金門、馬祖不知經過多少戰役，終於成爲海上長城。這是毛匪生前以迄現在中共當局最傷心的事了！而這就是中華民國復興的起點。 陸：後來古寧頭大捷各方爭功，說是胡琏的功勞？還是湯恩伯的功勞？所以現在國防部沒有這方面的戰史，大家都爭，就不寫了。 黃：他們倆人的功績應該是不相同的：湯恩伯接朱紹良當主席兼綏靖主任；負責前線福建沿海岸。而胡琏則是金門的防衛司令，專門守金門，兩人都有功而職責不同。戰史的事，吾不知道。 陸：李宗仁不贊成湯恩伯當省主席，沒有發表湯的任命，所以湯恩伯沒有印，只能用木刻的關防。 黃：李宗仁要求閻錫山免四位省主席的職，閻院長說不給副署，前面已經講過了。湯恩伯當省主席用木印的話，吾不清楚。不過據當年福建省政府工作的朋友說：李代總統要發表的人選，就是原任綏靖公署副主任吳石。吳後來調回國防部當參謀次長時，查出他有匪諜的證據，依法處決了！沒有接任過省主席。湯恩伯接任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時，福州已經在保衛戰中，湯朱兩人是約好在飛機場見面，秘書長也趕去機場，沒有隨帶大印；但是綏靖公署的參謀長卻帶出了綏署的大印，後來就遷廈門辦公。 陸：魏道明的太太有沒有到台灣來過？ 黃：她在南京報了到，以後一直在上海，連廣州也沒有去，台灣更沒有來了。 陸：有人說她很可惜，她來台灣的話可能可以當立法院院長。 黃：那倒未必。立法院院長最可惜的人選是梁寒操，他留在香港不來，後來才跟香港一個文化考察團到台灣，但是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會期，連立法委員的資格也沒有了。他如果三十八年來台灣，可能被提名而且當選爲立法院院長。他是瀟灑的名士派，沒有政敵，最容易當選，可是他卻沒有來，而由劉健群、張道藩當院長了。說起來，鄭毓秀在上海的聲望高過錢劍秋，其實錢劍秋在立法院也不是有多高聲望，她在立法院根本沒有表演過。錢劍秋當婦工會主任，是因爲蔣夫人的關係，這可能也和錢劍秋英文好有關。蔣夫人國語講不好，約錢劍秋兩次，都是用英文說話，講得很投機，所以發表她爲婦工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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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憲制爲己任——戡亂時期與來台之初立法委員生涯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