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完成於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次年便刻板印行，此書一經問世，即為世人所重，當時的著名學者楊萬裏、呂祖謙、朱熹先後為此書作序作跋，倍加贊賞。

《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孝宗初中進士，出任溫州判官、興化軍教授；乾道九年（1173年）為嚴州（今浙江建德）教授，《通鑒紀事本末》就是在嚴州期間寫成的。此後，他又曾任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知江陵府。袁樞為人正直，頗有史德。在擔任國史院編修時，故相章某的後代曾以同鄉關系，要求他美飾章某的傳記，被袁樞嚴詞拒絕。他說：“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袁樞喜讀司馬光的《通鑒》，但苦於篇幅浩博，要了解某一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很不方便，於是他便以事件為綱，集中抄錄《通鑒》的有關原文，“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最後，他把《通鑒》294卷的內容、1362年的編年史改編為239個以事件標目的專題，全書縮減為42卷。因各專題記一事之本末，故將這種史書體裁稱為“紀事本末”。

《通鑒紀事本末》的成書時間前後不足一年，梁啟超將此譽為中國古代“善抄書者可以成創作”的典型范例之一。《通鑒紀事本末》的成書看似神奇，然而它的成功卻並非偶然。首先，它的產生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上古時期，由於地理知識不廣，社會關系不太複雜，所以史書中按時間順序記述，體例較為單一的編年體最早產生；秦漢以後，統一皇朝出現，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體例多樣、記載全面的紀傳體史書應運而生；唐宋時期，封建文化高度發展，隨著曆史著作積累日益豐富，大量史書因篇幅浩繁，使“諸生曆年莫能盡其篇章，畢世不暇舉其大略”，於是社會呼喚簡明易讀、又能具體反映史事的新史體產生，以解決人們求知和閱讀的困難。另外，從史學本身來看，自先秦以降，綜合記述曆史的史書主要是編年、紀傳二體，二體雖各有所長，但在敘事方面卻存在一些不可彌補的缺陷，編年體以年為經，則“事以年隔，年以事析”（楊萬裏《通鑒紀事本末序》）；紀傳體以人為綱，則“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劉知幾《史通·二體》）。因此史家希望克服二體的不足，在史書體裁上有所突破。袁樞正是順應了時代和史學發展的要求，以他個人深諳二體和熟讀《通鑒》的史學功力，完成了曆史編纂學的創新。史書專篇記事或詳一事之本末，可偶見於早期史籍《尚書》、《左傳》，而作為全書體例則是從袁樞開始的。

《通鑒紀事本末》的史學價值在於創立了“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體裁。在史書中，時間、人物、事件本來同為曆史記載的要素，其中集時、地、人為一體的“事”，更是令人矚目。然而在紀事本末之前已流行多年的編年、紀傳二體，因受自身體裁的局限，卻未能很好承擔起敘事的責任。紀事本末體史書彌補了這一缺陷，它以事件為中心，按時間的先後集中史料加以敘述，使人們便於了解每一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以三國分立的曆史為例，相關史事在編年體的《通鑒》中占了近50年、長達十幾卷的內容，在紀傳體的《三國志》中則分散於大量人物紀傳，曆史事件的記載頭緒紛繁、脈絡不清。《通鑒紀事本末》用《曹操篡權》、《孫氏據江東》、《劉備據蜀》3個專題分述三國建立的過程，又以《宦官亡漢》至《晉滅吳》等16個專題，交代三國時期的其他史事。讀者通過閱讀這些有機聯系的專題後，自然會對三國這一曆史階段的重要事件留下深刻印象。《通鑒紀事本末》的問世，豐富、完善了古代史書體裁，從此紀事本末與編年、紀傳一起，形成中國古代史體的三大支柱，對後世影響極大。繼《通鑒紀事本末》之後，又有十幾種紀事本末體史書產生，它們前後連貫，也如“二十四史”一樣形成了一套通史體系。

《通鑒紀事本末》概括了《通鑒》的全部史事，篇幅卻不及原書的一半，因此它又有簡明概括、便於普及曆史知識的顯著優點。袁樞改造《通鑒》，並非簡單抄錄或隨意組合，他在剪裁聯綴史料時，能照顧到各曆史事件間的相互聯系和制約，通過謀篇立目和事件的先後安排，貫穿史學通識，反映曆史發展的線索。《通鑒紀事本末》不僅以“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的記述效果，向人們展示全史的輪廓，而且以類似章回小說的專題敘事，讓人感受到曆史的生動性。這就是該書一經問世，便受到普遍歡迎的原因。時至今日，對於初讀舊史書的人來說，《通鑒紀事本末》仍是首選的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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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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