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雾   出处：《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１０月１６的《南方周末》上登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一句有趣的话。获奖之前，他在接受《今日法国》（Label France）杂志的访谈时说：“〔另一面是我热爱法语，〕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真正的国度。”这让笔者想起两年前一段公案。

前年１２月，龙应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讲演后回答问题，有中国留学生问她是否视中国为其“祖国”，龙应台用英语答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 （motherland）”。这话激起青岛社会科学院杨姓学者严厉反驳：龙应台“没权力把中国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杨先生写了篇文章，《龙应台，“中国 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一时在网上流传甚广。

如今克莱齐奥讲了类似的话，不管你是否同意龙应台的说法，有一点是明显的：这种认语言或文化为“祖国”的态度，肯定不是龙应台发明的。

如果追根溯源，让这一态度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的，当是一位德国人——二十世纪有数几位最伟大作家之一、１９２９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 曼。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干杯吧，托马斯·曼！》。内中说：“托马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１９３８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 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曼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德国文化就在我身上”。

曾有评家曰：如果说乔伊斯就是爱尔兰和英语，如果说普鲁斯特就是法国和法语，那么托马斯·曼还在德国和德语之外。历史上，欧洲德语区的范围远在今日 德国政治疆界之外。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发端于德语区。经过百年内战，德语区北部以新教为主，南部则仍然是天主教的地盘。北部经济发展较快，按马克斯·韦伯 的观察，就是新教精神有助于资本主义。但南部维也纳等城市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文化氛围。曼出生于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庭，但他在南部慕尼黑读的大学，他喜欢 德国传统的文化。托马斯·曼的得了诺贝尔奖的名著《魔山》，开篇就是男主角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火车从北部家乡南奔瑞士（德语区）的“魔山”——从象征意义 上讲，就是自新教地区赴天主教地区文化“朝圣”。曼的作品，涵盖了整个德语区。

希特勒可以用暴力加宣传吞并奥地利，用武力吞并法国和捷克斯的德语区，但他也没能吞下瑞士。托马斯·曼的小说，却在德国本土之外，征服了这些地区的人心。

托马斯·曼这一“文化重于国家”的思路，大概基于“文化德国”远大于“政治德国”的现实；成形的契机，则在德国一战失败的乱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曼还是很讲爱国主义的，坚定地站在德国政府一边。战争失败，王朝倒塌，德国成了共和国。曼担心民主、自由这些西方概念（来自德国之西的英国和法国）会污染 德国文化，以歌德、叔本华、瓦格纳和弗利德里希大帝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传统，将被淹没在民主制的庸人政治中。１９１８年，在德国正式投降前一个月，托马 斯·曼出版了《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书，试图在政治德国之外，划出一个诗歌、哲学和音乐的文化德国，一个他仍然可以寄托心灵的德国。

魏玛共和国早期的良性实践，使曼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从高呼“我要君主制”，转向接受民主。按后来的政治正确标准，《反思》是一本反民主的“反动”书 籍，但是，曼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这本书。《反思》清理出来的文化、政治两分法，在二战中成了托马斯·曼对抗纳粹们在德国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武器。

其实思想的嬗变可以更为错综迷乱。曼的“反思”，或许正来自民族主义的文化基因。托马斯·曼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文学集大成者。当时德国文学有两大 潮流，一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尼采／瓦格纳民族神话崇拜；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托马斯·曼的作品，贯通着现实主义，却也融会了神话故事。 如果从神话角度来看，先民对幻想和现实、梦境和现实、文字描写和现实的分割，并没有我们现今这般“科学”。能运用神话性思维的人，说出“我在哪儿，德国就 在哪儿”，并不那么奇怪。我国志怪故事中，比如《聊斋》，秀才也会读书读进书中之境，与仙女一夕销魂——蒲松龄可是当真事来记录的。

龙应台是留美文学博士，学成后曾在瑞士和德国居住、教书。她知道托马斯·曼的观点，实在很正常。杨姓学者说：有些人声称“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 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其实，托马斯·曼所秉文化之重，超越了政治分野。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不尊重文化甚至摧毁文化，他就 坚决反对。

龙应台反对陈水扁政权“去中国化”；同时她也尖锐指出，“其实中国大陆‘去中国化’更甚：“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 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 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长期被简化为‘迷信’。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 国化’，远比台湾的‘正名’运动要彻底多的多。”

龙应台讲到中国文化时，她说的是不要在婴儿奶粉里掺假放毒、“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样的道德警诫。此般文化－道德要求，能用“爱国”或民主来驳斥吗？

经过长期内战，北面的大陆有政治优势，南面的台湾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传统文化氛围。９月１６日《南方周末》所刊登的《台湾的文艺家》一文里，作者陈丹青感叹：“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这就是两岸文化人在文化上的点点不同了。

不过，龙应台和克莱齐奥的出国家入文化，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学者进入西方学界。政治上，他们不 认同母国的专制压迫，同时对西方政府也多有批评。但在文化上，保留母国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放开襟抱接纳西方文化。很自然的，对他们而言，文化就比政治更有 份量。

这批学者里，国人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当数９月里刚满去世五周年的爱德华·萨伊德。他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单看标题，以萨伊 德的巴勒斯坦背景，似乎该是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其实萨伊德在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痛斥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流领导人，他们 在“爱国”的旗号下肆意践踏法制和人权。母国的政治令人失望，萨伊德只能倡导文化“移民”。他说：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 日，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日已汇合为我们的 共同文化。

萨伊德绝不会号召读者简单地认同西方的政治，但他建议非西方读者接受帝国的文化遗产。

该书结尾，或许是夫子自道，萨伊德引用了另一个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文学评论经典《模仿论》（Mimesis） 的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逃到伊斯坦布尔避难。对一生浸润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这位批评家来说，伊斯坦布尔是宗教上、文化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他者”。但是，正 是这种难以忍受，迫使他在心中重建自己的文化氛围。奥尔巴赫在后记中说，如果仍在欧洲的话，他大概写不成这样一本书。

这一趋向同样出现在海外华人中。海外学者早有“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提法。余英时先生在写于１９９７年的《陈寅恪研究因缘记》一文中说：“顾 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见的区别。”余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曾批评大陆某些学者在所谓的“陈寅恪热”中将文化与国家混为 一谈。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评委会常任秘书霍拉斯·恩达尔公开批评美国人太隔绝，太保守，不参与文学国际对话，对其他文化的无知限制了他们。换句话 说，恩达尔希望美国人的视野能够超越美国政治疆界。评委会也很赶潮流的，他们大概比较喜欢克莱齐奥那种今天到非洲、明天谈玛雅文化的作家。

《南方周末》所引克莱齐奥之语的上一句说：他在法国经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大概因为他的出生于毛里求斯的背景。而且，虽然克莱齐奥的母亲是法国人，父 亲却是英国人。托马斯·曼也有外国血统，母亲是巴西人。萨伊德是阿拉伯人，却是基督徒，自幼就读于英国学校。相比之下，我们比较单纯但也确实比较隔绝比较 保守，不善于与其他文化对话。龙应台的那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在西方已经因为讲的人太多而听着有点俗了；对国内某些学者，却仍然是这辈子从未听说过 的奇谈怪论，一惊一咋急着批判。

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的思想距离，是否远了点？

最后有个说明。《今日法国》是官方新闻杂志。在法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上，可以查到克莱齐奥的话语原文。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作者：张承志   出处：《读书》2009第一期

          二〇〇三年离京赴西班牙前夕，我接到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浏览一遍，我立即被其中的一篇吸引了。这是一篇批判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政治论文，但是着重回溯了这猖狂官僚的文学背景。我头一次知道，在石原发迹的路上，居然有过一场那么激烈的文学争论。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岁的大学生石原慎太郎，以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很快，依据小说拍成的电影流行一时。评论家四方田概括，这是一部描写“厮混在日本相模湾一带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日常生活”的作品。
        ——热衷拳击的高中生某某，在玩闹时勾上了一个女孩。在所谓湘南上流阶层生活的展示，和不断的夜总会、海滨游艇上演出的色情、暴力、残酷的细节递进 中，女孩怀了孕，堕胎失败而死。丧礼之夜，某某突然来到女孩灵前，举起香炉砸碎了遗像，狂叫着冲出房间，满屋的人目瞪口呆——
    这就是最简单的情节概括。
        它再也不是执著于亚细亚主义的旧式日本人。当然它更不是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新生一代。它是一个法西斯的遗腹子，发泄着尚未洗净侵略和骄横的污痕、却又 为滚滚财富蛊惑的内心欲望。它用夸张的野性描写，貌似冲决传统和道德，为朦胧中新的蠢动准备。如此心理的挑逗不会没有响应，所以它得到了一时的轰动。篇名 引起“ 太阳族”一词的流行，直至中国也在类近时代到来时出现模仿，画虎类犬地标榜“阳光灿烂的日子”。
        芥川奖评委之中发生了罕见的分歧。赞赏它的如川端康成，说我喜欢推赏如石原那样特别的年轻才能。井上靖则云，这是候选作品中出色的一部，其熟练和新 鲜使我不能移目。但是否定它的评委更加言辞激烈。宇野浩二指出：此小说假定是新奇之作也是低下的通俗小说，作者刻意写入猎奇的、淫靡的东西。而作家佐藤春 夫的尖锐发言，则在文学史上成为事件。
        佐藤春夫的评语，如一个宣言：
        我并非一味排斥反伦理的《太阳的季节》。唯因如此风俗小说即使作为文艺，也属最低级的东西。作者佯装敏锐的时代感觉，其实未出媒体人及演出商的框 子，而绝非文学者之作。又从作品可见作者对美欠缺节度，尤其不知害羞喋喋强词之态度更属卑劣。如此无端可取的《太阳的季节》被多数表决选中，于我而言心感 可耻，因而我作为评选者，对其当选不负连带责任。
        今天读着我感到吃惊。两位作家虽就作品而发言，但都表达了对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的蔑视。意犹未尽，佐藤春夫更在媒体上发表他的心情：
        ……不单只识得生命力的蠢动，正因懂得了人尚还有与其它动物稍微不同的羞耻之情和伦理观念，所以才开始能够拥护人性。对那种认定只消破坏良风美俗即 是新文学的、简单至极的捣蛋鬼恶作剧文字给与承认送去喝彩——让诸位扫兴，我只是于文学上了年纪，且良识有之过多……要灭亡的就任其灭亡罢。（《空疏的小 皇帝：检证石原慎太郎问题》，《世界》二〇〇三年一期，76-77页）
        我意识到在中国正在演进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居然把它带到西班牙，于旅次吟味几遍。
        半个世纪过去，日本开始重新思考那次文学评奖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石原慎太郎以一百六十六万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这一结果背后，当然有作家名气的因素。他的恶劣政绩，引起评论界检讨他的言行，若《世界》杂志的专栏《空疏的小皇帝：检证石原慎太郎问题》就因此而生。
        专栏的最后一期终于追溯文学。因为人们发现，当年错送了大奖，喂养了危险的野心。不意得逞的文人，从此便出言无忌。在核武器、和平宪法、民族歧视等 一切政治领域，取代了幼儿期的性冥想——如今的石原放肆于右派言论，尤其对中国、朝鲜，极尽诬蔑、挑衅与仇恨。
        为时晚矣。与追究其文学根子的文章发表同时，二〇〇三年四月他再次当选，其后又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凶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第三次高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而我注意这篇文章，却是因为“良风美俗”之破坏，在中国正如摧枯拉朽。何止“都政”，从教育到医疗，堕落使一个古老的文化心慌意乱。金钱鼓动的贪欲 和疯狂，把“三聚氰胺”兑入牛奶、兑入医院和大学。不用说，蔓延的劣质文艺更是大受青睐。恰在此时我读到了佐藤春夫，他以激烈的行为解释说：一个民族如何 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
        我无心更多议论石原。那是一个“连提及都觉得厌恶”的名字（本多胜一语）。值得说的是这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名字：佐藤春夫。由于五十年前对石原现象的惊人预感，佐藤春夫进入了我的视野。
        怀着对佐藤春夫的好感，我满怀敬仰、翻开了他的著作。——我没阑入他的洋洋小说，议论只限中国题材，甚至限定在他的随笔《支那杂记》之中。
        怒叱石原小儿的佐藤春夫，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爱好者和中国通，甚至以其文笔译过鲁迅，一篇鲁迅最好的散文《故乡》。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佐藤春夫四十一岁，在《故乡》译后，他满怀推崇甚至憧憬，写了《关于原作者的小记》。
        鲁迅……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小说作者与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盟主，且因罗曼·罗兰介绍在法国率先喧闻后，已是拥有其作品法德俄英美及世界语译作的世界 之鲁迅。然于我国，虽最近代表作《阿Q正传》有两种佳译问世，其名在读书界尚不能耳熟，予深以为憾。今，予以我国高级读书界之公认名刊分篇幅数页以为幸 事，不自揣学力笔力不足，敢以拙译问诸于世，乃借此向沉痛雄浑高迈且亲和力满溢、令人有杜甫起于现代之慨的作者，示予敬慕于一端；更以察知虽为战争对手此 邻国仍不可怠于注目、中华民国亦有优秀新文明之喜悦、捧献拙译一篇于注君子……
        又以译出武者小路《一个青年之梦》，可知他于吾国语言亦甚为练达。若我国读者喜其之读，且编辑者又有迎此之意，则可能将其新旧诸作，亲自命笔，直以 日文面世。予以为若此空想幸能实现，则须视此大作家如我等作家而遇之，信他亦必能为我国文明贡献，不吝其能……（《中央公论》一九三二年一月号）
        读着如此优雅笔墨，人唯觉感动和享受。除了用政客腔编造小说史的夏志清那种“教授”，凡正直的中国人，都对鲁迅迎来的尊重而高兴。
        ——其实日本对鲁迅的阅读是令人不解的：一面对中国赶尽杀绝，一面却阅读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其间居然没有障碍——佐藤春夫陶醉的自语，如苦涩的佳酿，引出中国读者一种悲喜的慨叹。
        可惜事关文学，往往常不如意。在令人神往的《故乡·关于原作者的小记》之外，浏览他的文集，还能读到他的《卢沟桥》。
        一九三八年，佐藤春夫以作家身份随军武汉。到一九四一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支那杂记》。议论唯限于这部集子，不涉及集中未收的“军事题材”——我没读过的《战场十日记》和《闸北三义里战迹》，也略过毛病更大甚至招致了郁达夫怒斥的小说《风云》。
        书的扉页值得一提。因为书名由堀口九万一题署，一笔洒脱的毛笔字。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被迫通商的新口岸中有湖北沙市。堀口九万一就是派去沙市开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他的一件轶事，是惊讶沙市官 吏竟全然不知甲午年中日曾有一战。在震惊舆论的、日本浪人和军队闯入朝鲜皇宫残杀闵妃的事件中，这位堀口和另一位撰写过描绘阿拉伯独立英雄的畅销小说《佳 人之奇遇》的柴四朗，都在残害朝鲜人的浪人群中。后来他任职美洲，官至巴西兼阿根廷大使，同时以随笔家著名。
        收入《支那杂记》的散文，大都是文人调的中国古典杂论，甚至可称之为一本中国古代文学散记。笔至古典，显出佐藤春夫的汉文修养。比如其中一篇给少男 少女的文库，选目解题，轻灵文笔游刃有余，文学历史勾勒其中。挥洒古今涓涓文学的胸襟，微微细说烂熟的典故，使得这些篇什即便给中国人读，也是相当好的入 门谭。虽然限于一册之间不能尽显作者志向，但从对沈复《浮生六记》介绍的细腻，能窥知作者偏好风花雪月的趣味。
        后半辑入了若干作者的大陆行脚。北上忆旧，南下秦淮，间有一篇累近小说、描写了李鸿章的散文。书中涉及一些与他交游的中国人，首先是田汉，偶尔徐志摩、苏曼殊。
        《卢沟桥》类大约只有一篇，显出佐藤春夫更多表达的不是随军、而是作家的思路。即便这一篇也追求书卷气；对那座刚刚发生了血战、对谁都异常敏感的古桥，他从元朝至清季，细说名桥沿革，以及求购乾隆诗拓片的兴致。
        但就是这一篇，如揉进眼中的沙子。它使我不断地忆起石原慎太郎的获奖风波，忆起“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是怎样选择前途”这一命题。
        从广安门到宛平城，佐藤春夫以散文引领，欣赏了日军的战绩。
        广安门就在这途中。停在遇上的长长的一列骆驼队中，下车观看。雨只是雾雨，路上如泥汁黏滑。仰望樱井中佐跃下的城墙，目测高约三丈许。都是儿时看惯了日清战争画报的缘故，看见这样的城墙城门，总有觉得有旭日旗在那里翻卷的感觉。
        读广安门事件的报道时，其实多少曾有细节不解。我们的兵士曾被诱到哪里又从哪里遭到攻击，在现场一目了然，但报道不甚明了。城门有两重之多……原来 樱井中佐跳下的，是外侧的城墙啊。钻过这道城门，出此不祥之地，驾驶员注意到了什么。在望去像是洋槐的树影下，一石碑前供着香花。是标志向井上等兵战死地 的碑。我们都脱帽，向其表示了敬意与吊念。……（《支那杂记》，222-223页，大道书房一九四一年版）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曾指挥日军攻克旅顺的大将乃木希典为明治天皇殉死，弱冠二十一岁的佐藤春夫发表挽诗。歌曰：“君之死诱我以高贵的泪，日本伟 大的唐吉诃德哟。”（《佐藤春夫集》，463页，筑摩书房）显然，文人觉得，与沙俄争夺中国殖民地的战争，如唐吉诃德的慷慨的理想。且不说对唐吉诃德的读 解大有分歧，这样的例子多了，我渐渐懂得，中国在他们心中只是唐宋古典，如今不过一片蛮荒，对蠕动其间的人或人心，并无所谓伤害。
        《卢沟桥》的收尾，是一行人参观了卢沟桥、在一家土产店流连后、归途中听说店主的一个女儿居然曾在东京留学三年，于是再开的闲谈。
        想和这样的中国新女性，大谈一番时事啊。
        谈着时事，并且日支提携以结亲善之果呀。
        不，想让村姑讲讲龙王庙长辛店之类读报记住的地名、地图上没有的村巷细处，再说些百姓议论的感想。
        让您扫兴，她今天去了北京不在家！
        ——车载着谈笑，驰向都门。（《支那杂记》，232页，）
        他若是活着不会接受我说：自视文雅的他，出言冒犯了中国。读着佐藤春夫写的与女留学生日支亲善的句子，比读石原的流氓腔更加痛苦。真是这样，我们连喜爱都常常出错。即便是胸怀正义的日本人，言及中国便出口放肆。
        与故人争论的冲动，抑制不住从心中涌起。
        书中还收有佐藤春夫一九二六年的作品《李鸿章》。
        我猜这一篇乃假堀口九万一口吻写成。因为散文中的“我”，恰是甲午战争次年赴湖北沙市开设领馆的外交官。兼之此书由堀口题署，或许佐藤师事堀口亦未可知。
        这一篇如小说，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晚清中国的官僚。时值马关签约丧权辱国，李鸿章引咎退隐，后为残局再复出山，正在自安徽而上海买舟北上途中。一 名日本外交官求见曰，若无缘一聆教诲将为毕生恨事；于是“我”走进中堂下榻的道观，逐一见识了“在清朝末期最为烂熟的繁文缛礼国家的华丽时刻”。如务必坐 轿不可乘车、巡警八人前来迎护、三重门禁、满院门客等。
        及至交谈，却用英语，留美多年的伍廷芳充任翻译。散文特别描写了左右伺候的三名亲随，和一支尺五长、用整块的翡翠雕成的烟管。亲随一人添烟，一人点 火，再一人捧烟管至外间倒去烟灰。李中堂从年龄开始，再问父母健在，劝不可对父母疏于书信，感慨日本交通卫生进步。间或言及沙市里程，途中风物，全然不涉 天下国事。
        归来与日本同僚议论，众人皆大笑李大人腐朽，唯“我”若有所思。
        后来“我”又在巴黎旅次，观察李鸿章出席俄皇加冕仪式后，所做的名为漫游、实为向施压与日本的俄、德、英三国致谢的旅行。李路经纽约，又有一名闺秀作家，好奇于俄、德、英等媒体渲染的李鸿章名气，请求一见。
        于是中堂待客的老套故事重演。李鸿章照例先问青春几何，女士无奈只得敷衍。再问婚嫁——听说那女士尚在独身，中堂大人连连惊呼：“独身？独身！使无怨妇旷夫，方为治国之习。莫非是出了什么差错，若进步之贵国，尚有这般的现象？”
        老爷爷再问小姑娘既无夫君何为生业，答曰写小说。于是又引出了大大惊诧——不再转译，无非说即便男子，也尽是那些科举不第、难入乡党、游手好闲的书生，才把习得无用的文字，闲来消遣排摆，所作即是小说。“看汝端庄伶俐，及早一刻，快快速寻夫君！”……
        作者揶揄李鸿章出游欧洲，乃是去给压迫日本的三国送礼。这也是一个日本知识人常说的话题：甲午大败后、日本在下关逼迫，清朝割让了台湾和辽东。事后 俄、德、英三国嫌日本吃得太饱，联合施压，要求日本吐出了辽东——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作品中的“我”在欧洲观察时局，于是有种种的见闻。
        文章的意外一笔，是“我”在巴黎窗下，突然醒悟了东洋伦理的并非滑稽。他甚至忆起李鸿章在上海的、东方经典式的感慨：“立身于世而父母健在，乃人之莫大幸福”——心里浮起淡淡乡愁。
        这一笔有平衡的力度，一笔支撑了一篇。它透漏了作者（我想更多是佐藤春夫、而并非堀口九万一）尚未被一路的顺风、冲去了冥思的能力。
        虽然还能嗅出霸气，此篇也准确写出了中国官僚中传统的、挥之不去如影附形的“空虚的尊大”。虽如轻松小品，却是一份剂量适中的处方。它针砭了中国人 的痼疾旧病，也触到了中国的深沉博大。如今这么说还有什么益处么——佐藤春夫确是一位具备了可能性的人选；若他泻掉体内优越的沉疴，它能为世间提供文化的 良药。
        阅读日本文学时的敬远态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不要追求反思，不必强求扫除百年的傲慢，我们想读取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文明前途的在意；只是为了民族未来，他们在另一种语境中进行的、近乎极限的计较。
        借助文学的抬举，狂妄的政客已三次连选。为抗击危险的前途，有人重新倾听当年佐藤春夫嘶哑的怒斥了。五十年前芥川奖争议的深意，正寸寸浮出上升。佐 藤春夫用如此手段，回到了中国与中华文明一侧。恶魔出瓶时他的挺身狙击，是他对旧时败笔的清算。因为挺身时代的大义，永远高于文人的忏悔。合上书页，记住 的是他对丑恶的挞伐，而不是他一时的失言。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