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表征内容理论的难点与一个解决方案 叶峰*（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 表征内容理论（theory of content）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最近二十年以来，由Dretske、Fodor、Millikan、Papineau、Prinz等人提出的几种主要的、有影响的理论,以及围绕这些理论的一些争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文将讨论这些理论的几个最实质性的难点。首先，本文将提出一个对其中多数理论都接受的因果-历史条件的一般性质疑。然后，本文将分析这些理论的拥护者解决其它一些实质性难点的最新尝试，论证这些尝试仍旧不成立。结论是，这些理论包含一些跟本性的缺陷。本文将分析这些缺陷的内在原因。最后，本文将简要介绍由作者本人提出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涉身的内在图表征理论。
一、引言 表征内容理论（theory of content）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它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内在表征（inner representation）与它所表示的外部对象（或称外在内容，broad content）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或称表示关系）是什么。意向性被认为是心灵现象的特有属性。在这里，意向性特别地指一些内在心灵实体，即内在表征，可以表示某些外部对象。比如，一个概念可以表示一个或一类外部事物，一个信念表达某个外部事态，一个欲望对应于它的满足条件。两个外部物理对象之间似乎不存在这种意向性关系。比如，只是通过心灵的理解，一个文字标签才能表示某物；同样，即使对一个箭头，也是通过心灵的理解，才能说它是指向某个方向。当前从事心灵哲学研究中的多数哲学家，都接受了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心灵现象也是自然现象这一事实。因此，一些重要的问题是，意向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它如何可能作为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存在？它与其它的非意向性关系的区别是什么？它如何在自然界中产生？ 自然化的表征内容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用一些自然化的条件来刻画意向性关系，也就是不用“指称”，“意指”，“相信”，“希望”等等这些语义概念或意向性词汇，来描述与确定意向性关系。用自然化条件刻画意向性关系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意向性关系的一个有别于其它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即错误表示（misrepresentation）的可能性。比如，自然现象之间的最普通的关系之一是因果关系，比如，火导致烟。同样，一个外部事物有可能作为原因，而导致表示它的内在表征在我们的心灵中显现。比如，看见一头牛，会导致关于牛的内在表征在我们的心灵显现。但是，意向性关系不是这种因果关系，因为看见远处的一匹马，也可能导致关于牛的内在表征在我们的心灵显现，但关于牛的内在表征依旧表示牛，而不是马，或者“牛或远处的马”。换句话说，自然因果关系无所谓错误：如果一个结果不是由某种原因引起，它不会依旧“意指”那个原因。如果烟不是由于火引起的，它本身不会依旧“意指”火。内在表征似乎本身“意指”某些外部对象，不论它所“意指”的外部对象是否与它本身自然地相关联。这正是意向性，作为心灵的特有属性，而有别于其它自然属性之处。 除了错误表示如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当前的表征内容理论还着重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它们都是学者们在尝试各种形式的表征内容理论时发现的，构造一个合理的表征内容理论必须克服的障碍： （1）内在表征（inner representation）是否有结构，结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难点是，如果断言内在表征有某种确定的结构，有可能意味着断言有绝对的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差别；而自从Quine对分析-综合二分法的批评之后，多数人倾向于否定分析-综合二分法。 （2）孪生地球问题：这是Putnam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某个孪生地球，上面的事物，包括人等生物，看起来外表上与地球上的事物一模一样。但是，孪生地球上的“水”的分子结构其实是某种XYZ而不是H2O。那么，我们的直观似乎告诉我们，我们的关于水的内在表征，只表示地球上的水，而不表示孪生地球上的“水”，因为它不是与地球上的水同类的东西，虽然它们表面上看相同。一个表征内容理论所提出的关于意向性关系的自然化条件，必须能够预测这一点。 （3）“沼泽人”问题：这是另一个思想实验，最早由Davison（1970）提出。“沼泽人”是被设想为一个由一些随机运动的分子，完全偶然地聚合成的，与某个真实的人有着完全相同的分子结构的人（假设它是一个人）。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历史，没有学习过程，那么，他是否有内在表征,或者他的内在表征是否有内容，是否表示外部对象？不论回答是或否，一个表征内容理论都必须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 （4）不确定性问题：在尝试提出一些刻画意向性关系的自然化条件时，常常会遇到不确定性问题，即所提出的自然化条件不能唯一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在直观上所“意指”的对象。这当然也就是意向性关系之所以特殊的原因。 （5）空概念问题：像“独角兽”这样的空概念，有时也会对寻找确定意向性关系的自然化条件带来困难。换句话说，确定意向性关系的自然化条件本身应该蕴涵，某些作为内在表征的概念没有表示对象，但又是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内容的概念。 （6）Frege问题：Tully与Cicero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但是相信“Tully就是Cicero”与相信“Tully就是Tully”似乎是持有两个不同的信念。一个理论应该能够说明它们不同在哪里。 （7）概念演变问题：一个内在表征通过学习而被获得后，还可能在不断的学习或使用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有可能使得这个内在表征所表示的对象发生变化。一个理论应该能够容纳并预测这种内在表征的表示对象的变化。 （8）析取内容问题：这是由Putnam提出的另一个例子。我们所说的自然界中的玉(jade)，其实包括了具有两种不同的分子结构的矿物质，硬玉（jadeite）与软玉(nephrite)。假设一个人（或所有人），到今天为止碰巧只遇到过具有其中一种分子结构的样本,比如硬玉，那么这个人（或所有人）所形成的关于玉的内在表征，是只表示硬玉，还是表示所有的玉石？硬玉与软玉外表上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这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在这里不妨假设硬玉与软玉外表上是一样的，只是内在分子结构不同。假设硬玉与软玉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而我们仅仅是极其偶然地迄今为止只遇到过硬玉，那么我们的关于玉的内在表征或概念，直观上似乎应该表示所有的玉石，包括那些仅仅是偶然地，迄今为止还不曾被我们遇到过的软玉。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碰巧第一次遇到软玉，并将我们的概念应用于它，这似乎该不是一个错误。这意味着，“玉”所指示的对象，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与我们过去所实际遇到过的，叫“玉”的东西有相同内在结构的对象。这与孪生地球问题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如果地球上只有硬玉，没有软玉，而相反，孪生地球上只有软玉而没有硬玉，那么，我们的关于玉的内在表征或概念，在直观上，似乎就应该仅仅表示地球上的硬玉，而不表示孪生地球上的软玉。 最近二十年来，哲学家Dretske （1986， 1988）、Fodor（1987， 1990， 1994）、Millikan（1993， 2004）、Papineau（1993，2001，2003）、Prinz（2000，2002）等分别提出了几种较有影响的表征内容理论，但它们也都存在一些重要的难点，已经被学者们指出。参见Adams （2003），Neander （2004）中的综述。本文将先简要概述这些理论的要点，及现有的对他们的批评。然后，本文将在四个方面作更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这些方面是这些理论的本质性难点：（1）本文对被相当广泛地接受的所谓“因果—历史条件”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质疑，指出它是基于未能更细致、更准确地分析历史与环境在决定概念的外在内容时所起的真正作用。由此，本文对所谓“沼泽人”问题作了更准确的澄清：一方面说明，如我们的直观所认为的，“沼泽人”同样有概念、信念、欲望等等；另一方面说明，“沼泽人”的内在表征与普通人的内在表征的真正差异在哪里。这是依赖于“因果—历史条件”的理论，包括除Fodor（1994）外的所有以上提到的理论的一个跟本性缺陷。（2）本文分析了Papineau（2003）和Price （1998）对功能不确定性问题的回应，指出它们或包含循环论证，即预设了意向性关系，或不适用于内在表征。（3）本文分析了Fodor的表征内容理论中的“非对称依赖性（asymmetric dependence）” 所包含的循环，即对意向性关系的预设。这一点已被一些学者指出。本文将着重指出Fish（2000）对“非对称依赖性”进一步阐述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本文分析并指出，这种不可避免的循环，来源于Fodor（1998，2004）的概念原子论，而且这种隐含的循环，使得人产生了概念原子论可以解决概念理论中的复杂问题的幻觉。（4）本文还分析了Millikan（2004）与Papineau（1993）对“有用的错误信念”问题的回应，指出它们也是基于循环论证。最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当前表征内容理论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解释意向性关系时无法回避的循环性。这两个根本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理论不是从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出发，说明我们的心灵机制如何解释内在表征的结构性成份，使其与我们身体所处的环境相联系，以此实现意向性关系。这应该是表征内容理论的正确出发点。最后，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本人由这个出发点提出的一种“涉身的内在图表征理论（embodied inner map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Ye 2006），并介绍它对表征内容理论的主要问题的回答。 为简化叙述，我们用单引号将一个词括起来，以代表相应的内在表征或概念。例如，‘牛’代表关于牛的内在表征或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在心灵哲学中，一个概念总是指一个个体心中的内在表征，或一个个体心中的心灵实体，而非一个抽象的、公共的、被许多人同时把握的抽象实体。
二、现有的表征内容理论种种
2.1 Dretske的自然符号-目的论理论 Dretske（1986，1988）将内在表征与它们所表示的内容之间的表示关系的建立过程，分成一个前期的学习阶段与后期的使用阶段。在学习阶段，表征与所表示的内容是所谓自然符号关系，即内在表征R表示C，假如有R则有C。这好比烟可作为火的自然符号：有烟则有火。同样，有‘牛’在心灵中显现，则有牛作为外部原因。因此，对于Dretske来说，在学习阶段没有错误表示，即内在表征与所表示的对象确定地相关。Dretske认为，学习使得内在表征获得某种正常指示功能。这里，“正常功能”指的是有益于生物体生存的、被自然进化选择出的功能。比如，心脏的正常功能是使得血液循环。正常功能有可能丧失，但是丧失了正常功能的心脏还是以使血液循环为其正常功能。同样，表示牛是‘牛’的正常功能。当‘牛’与外部的牛相应时，这一正常功能得以实现；而当远处的一匹马导致‘牛’在我们的心灵显现时，它意味着‘牛’的正常功能的丧失。因此，错误表示就是正常功能的丧失。 Dretske的理论的一些问题已经被许多人指出（Adams 2003，Neander 2004，Fodor 1987，1990）。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学习阶段与使用阶段的划分显得是任意的，而且学习阶段不能有错误。比如，假设在学习‘牛’这个概念时，看到了一些机器牛，或其它像牛的动物，那么这个内在表征就不仅仅表示牛，还表示机器牛，或其它像牛的动物。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不可解决的。比如，有可能对学习阶段如何使得内在表征获得正常功能作更细致的分析，以说明偶然的例外不影响正常功能。（反之，假如我们所遇到的牛实际上多数是机器牛，那么我们所具有的关于牛的概念，应该就是表示机器牛。）同样地，有可能对学习阶段与使用阶段的划分作更细致的分析，而不必假设它们之间有绝对清晰的界线。我们是通过学习来获得概念以及正确使用概念的能力的，这一点在直观上是显然的。因此，Dretske的理论在这一点有其合理性。Dretske的理论的另一个被指出的重要问题，是正常功能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如果正常功能指的是有益于生物体生存的功能，那么任何生物器官或特征都可能有许多正常功能。同样，一个内在表征也可以带来许多不同的有益效果，因此有多种正常功能。这是Dretske的理论与Millikan与Papineau等人的理论的共同问题。我将在后面对这一类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
2.2 Fodor的非对称依赖性理论 Fodor给出内在表征R表示C的如下条件（Fodor 1987，1990，参见Adams 2003）：（1）有C导致R的规律性关系；（2）如果D不同于C，而且有D导致R的规律性关系，则它非对称地依赖于C导致R的规律性关系；（3）条件（2）中的依赖性是共时性的；（4）有些非C 也导致R。条件（2）的直观涵义是，远处的一匹马导致‘牛’的这种因果关系，是非对称地依赖于牛导致‘牛’的因果关系。条件（3）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是通过看图片来学习‘牛’这个概念，因此当他以后使用‘牛’这个概念于真实的牛时，牛导致‘牛’的因果关系，也是依赖于牛的图片导致‘牛’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依赖性是异时性的，而条件（3）要求（2）中的依赖性是共时性的，即当前的牛的图片导致‘牛’的因果关系，是非对称地依赖于牛导致‘牛’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反。因此‘牛’这个概念表示牛而不表示牛的图片。条件（4）是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存在着导致‘牛’的共同的、最近的原因D（如关于牛的任何感觉印象），那么牛导致‘牛’的因果关系，也是依赖于D导致‘牛’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远处的一匹马导致‘牛’时，也是通过D而导致‘牛’。因此对于牛，远处的一匹马满足了条件（4）的要求，但对于D，没有东西会满足条件（4），因为任何导致‘牛’的外部事物都是通过D。因此‘牛’这个概念不表示D。Fodor早期（1987，1990）还考虑另一个条件：（5）有些C曾经导致R。这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孪生地球问题（the twin-Earth problem，参见Putnam 1975）。但他以后放弃了这个条件（Fodor 1994）。 同样，Fodor的理论的许多问题也已被指出（参见Loewer and Rey 1991，Adams 2003）。例如，对于像“独角兽”那样的空概念，Fodor的理论没有很好的答案。还有，牛导致‘牛’的因果关系，似乎是非对称地依赖于关于牛的感觉印象导致‘牛’的因果关系，而也有不通过关于牛的感觉印象而导致‘牛’的例子，比如通过联想。所以，Fodor的理论似乎将‘牛’的表示对象确定为关于牛的感觉印象。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非对称依赖性”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对Fodor的批评常源于此。也已有学者指出它实际上预设了意向性(参见Adams 2003)。后面将结合Fodor的概念原子论对此作更详细的分析。
2.3 Millikan与Papineau的目的论语义 目的论语义由Millikan（1993，2004）与Papineau（1993）提出（参见Neander 2004的综述）。Papineau的理论试图先确定欲望的满足条件：欲望的满足条件是作为欲望的正常生物功能的效果；然后，一个信念所表示的事态则是这样一个条件，它的成立使得相关的欲望与其结合导致的行动，会导致欲望的满足条件，由此完成欲望的正常功能；错误表示则对应于欲望的正常功能不能完成。正常功能则用进化选择来解释，即进化中选择出的有益于生物体保存基因的功能。“进化”在这里是作广义的解释，也包括生物个体的尝试-错误的学习过程。Millikan的理论还引入另一个概念：由进化选择出的生物体的正常机制(Normal mechanism)。依她的理论，正常机制决定了一个内在表征的产生者所产生的内在表征，以某种方式，像一个内在图画(inner map)一样，通过一个语义映射(semantic mapping) 对应于外部事态；正常机制使得内在表征的使用者可以解释、利用这个对应关系以完成生物体的正常功能；内在表征所表示的，是使得内在表征的产生-使用能够完成生物体的正常功能所对应的外部条件；错误表示同样对应于正常功能的失效。因此，目的论语义的共同点是：内在表征的内容由自然选择及个体心理发展的历史决定；没有历史，就没有表征内容。 目的论语义也由许多难点（参见Neander 2004）。最重要的有“沼泽人”问题、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和有助生存的虚假信念问题。“沼泽人”没有进化或个体发展历史。因此，依据目的论语义，“沼泽人”应该没有表征、信念、或欲望（或说有这些，但它们没有内容）。这与直观似乎冲突(参见Millikan 1996，Papineau 1996,2001)。功能不确定性问题前面已提及。至于有助生存的虚假信念问题，也是目的论语义与直观相冲突之处，这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2.4 Prinz的初始原因理论 Prinz（2000，2002）的理论是最近提出的。他给出内在表征R表示C的两个条件：（1）有C与R的规律性联系；（2）C是导致R的初始原因。与Dretske和Fodor的理论不同的是，一个简单的条件（2）似乎解决了不少问题，包括孪生地球问题的几种形式。但是，Prinz的理论有着所有依赖因果-历史条件的理论的共同问题。下面将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三、当前表征内容理论的根本性缺陷
如前所述，分析哲学界对当前的表征内容理论已有诸多批评。同时，这些理论的拥护者也在继续改进这些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改进解决，但有些问题似乎是实质性的。下面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还将针对这些理论的拥护者的一些最新的阐述，说明它们依旧没有解决这些实质性的问题。
3.1 因果-历史条件的谬误 因果-历史条件是今天依旧被多数学者接受的。它认为，“R表示C”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有某些历史上的事件将R与C相关联。对于目的论语义，它们是自然选择或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事件；对于Dretske，它们是过去的学习事件；对于Prinz与Fodor（1987，1990），它们是C导致R的因果事件。与此相对立的是这样一种直观思想，一个内在表征R所表示的对象，应该由R的内在内容（narrow content），也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决定。当然，既然R所表示的对象是存在于外部世界，R表示什么也一定依赖于外部世界。但这里的要点是，R表示什么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不应超出R以及我们心灵中与R相关的内在表征所直接表示的范围。考虑如下这个例子。假设莎丽在孩童时代在北京动物园见到一种动物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N；假设后来莎丽的部分记忆变的模糊，而另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错误，使得目前她还是鲜明地记得这种动物的样子以及它的名字N，但她不是很确定，是自己亲自见过这种动物，还是从电影或图画上见过，而她又有很鲜明的印象，这动物是在上海动物园，而不是北京动物园。所以，目前在莎丽的心中，N是非常明确地与“上海动物园中的有如此这般形象的动物”相联系。因果-历史理论将北京动物园的那个动物，定为莎丽心中的N所表示的对象，因为它才是真正与莎丽心中的N有过因果联系的。但这与我们的直观矛盾。如果莎丽记得她自己亲自见过这种动物，但记错了，认为它是在上海动物园，那么可以认为莎丽心中的N实际上还是表示北京动物园的那个动物，因为在莎丽的心中，N实际上是“我亲自见过的如此这般形象的动物”。但是，既然莎丽不确定自己是否亲自见过这种动物，目前她没有任何意图让N表示“我亲自见过的如此这般形象的动物”。我们的直观似乎是，要么目前莎丽心中的N表示上海动物园中的一个有如此这般形象的动物，要么它不表示任何对象。 换句话说，直观上，我们的内在表征表示什么，应该由我们心中的意图，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的记忆在一个给定的历史环境中的解释决定，而不是由某个超出我们的意图与记忆之外的、真实但似乎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决定。它应该依赖于我们意图让我们的内在表征表示什么，而这种意图应表现为我们的记忆，即我们现在大脑中的东西。我们的内在表征表示什么，确实依赖于环境和历史，但这种依赖应该是由在一个环境和历史中解释我们的记忆开始，依赖的范围只限于解释我们的记忆所涉及的范围。因果-历史条件的支持者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而简单地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内在表征与所表示对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当作表示关系的先决条件，而不管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意图。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澄清“沼泽人”问题。我们可以承认“沼泽人”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内在表征，虽然他的一些记忆是假的，而不为他自己所知。比如，他的记忆“我从50年前起就在此城市居住”是假的（假设“沼泽人”刚存在了一天），因为，解释这个记忆追溯到50年前，我们看到“沼泽人”当时不存在。但这与一个普通人记错了自己的年龄，而将它误长了十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反之，“沼泽人”的信念“我在51年以前还不存在”就是真的。“沼泽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信念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他的记忆中，亚里士多德仅仅是‘我周围的人称为“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人’，而他目前确实有一些周围的人在使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同样，“沼泽人”的绝大多数概念，可能是所谓从专家接受过来的概念，即“沼泽人”要依赖于其他专家来确定概念的内容。“沼泽人”的这些概念的内容，则与常人无异。总之，确定“沼泽人”的内在表征的内容，要由在他的环境中解释他的记忆开始。如果这种解释涉及到他本人的过去，那么由于他的真实年龄只有一天，他的一些记忆在字面上是错误的，因此他的一些信念是假的，而不为他自己所知。普通人的记忆，由于某些原因，也可能有系统性的错误。反之，如果我们告诉“沼泽人”他不是由单个胚胎细胞逐渐分裂发育而成，而是如此这般地被“生”出来的，然后他可以系统地修改他的记忆，那么他将与普通人无异。要点是，确定内在表征所表示的内容，应由在一个环境和历史中解释记忆开始。既然“沼泽人”与普通人有着一样的记忆结构，解释就可以同样进行，虽然“沼泽人”出生只有一天，因此他的许多记忆是错误的。（他的记忆就像是从电脑直接输入到他的大脑中的。）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是在一个人所处的实际环境与历史中解释她的记忆，那么我们同样能够解决所谓的孪生地球问题。一个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对水的记忆，如“水是我昨晚喝的那种东西”，还是被解释为地球上的水，即H2O，而不是孪生地球上的XYZ。因此，这个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一个内在表征的外在内容依赖于环境与历史，而是要对它作更细致的分析，分析这种依赖性是如何实现的。由此才可能对包括“沼泽人”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要能够在环境和历史中解释记忆中内在表征的成份，就要假设概念等内在表征有内在结构，还要说明心灵是如何解释这些内在结构的，尤其是说明如何解释得与身体所处的环境与历史相关联。Fodor（1994）同样拒绝因果-历史条件，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当前的这些表征内容理论中仅有的。但是，由于Fodor不认为概念有内在结构，而用“非对称依赖性”这样一个原始概念，来外在地刻画意向性关系，他无法说明如何在一个环境和历史中解释记忆中的各种内在表征。所以，在拒绝了因果-历史条件后，他无法对这个观点作合理的辩护，而且不能清楚地解释，一个地球人的‘水’的概念与一个孪生地球上的人的‘水’的概念究竟有何差异。 Papineau（2001）对“沼泽人”问题的最新回答则是，即使承认“沼泽人”有信念、欲望等等，也与目的论语义不矛盾，因为“沼泽人”的信念、欲望等，是与普通人不同类的信念、欲望，而目的论语义是关于普通人的信念、欲望等的理论。这里，Papineau引用了自然类这一概念，假设属于不同自然类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内在构成，即使外表上相同。但是，如果承认“沼泽人”有信念、欲望等，就要承认“沼泽人”的信念、欲望是由“沼泽人”目前的内在状态实现，而与历史无关。然后，问题就是，为什么普通人完全同样的内在状态，不能同样地实现普通人的信念、欲望，也与历史无关？因此，仅仅将“沼泽人”的信念、欲望划归为另外一类，不能真正解决其中的难点。
3.2 功能不确定性 功能不确定性问题是Dretske的理论与目的论语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曾经引起许多讨论。（见Neander 1995,2004，Price 1998, Papineau 2003，Walsh 2002）。一个表征内容理论的目的，是要明确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所表示的对象是什么，内在表征与表示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关系。Dretske的理论与目的论语义，是将一个内在表征所表示的对象，解释为能够满足这个内在表征的正常生物功能的外在条件或对象。但是，一个生物器官一般具有多种功能，而且每一种功能又可以由包括多个环节的因果链条实现。比如，心脏的功能包括输送氧气、输送营养、维持细胞生存等，而这些又通过一个从心脏的肌肉收缩而产生血液液压，一直到血液中的氧气与营养进入细胞，使得其维持生存等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来实现。一个内在表征的生物功能也一样。想喝水的欲望，使得一个人去喝水，但同时也使得干渴得以消解，身体水分得到补充，细胞得以维持生存等等。因此，功能关系似乎不足以唯一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所表示的对象。 Papineau (2003)对这个问题的最新回答，采了Neander (1995) 的想法，认为从功能性失效（malfunctioning）的角度，可以确定一个欲望的一个唯一的特殊功能（peculiar function）。即，一个欲望的特殊功能是这样一种功能：只有这个功能的丧失才是这个欲望本身的功能性失效。比如，喝水的欲望的功能包括喝水与解渴。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喝了水，但并未解渴，这个不是喝水这个欲望本身的功能性失效。所以，喝水本身是喝水的欲望的特殊功能,而解渴只是其附带功能。但Neander与Papineau的这种解说其实是循环的，它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一种欲望的功能性失效。而实际上，我们对一种欲望的功能性失效的理解，预设了意向性。我们将没能喝到水，看作是喝水的欲望的功能性失效，恰恰因为喝水的欲望，在意向性上指示喝水本身，而不是任何其它外部条件。当我们考虑一个有害欲望时，这种循环就很明显。正常生物功能，指的是有益生物体生存的功能。但一个有害欲望对应的外部条件，不是有益生物体生存的条件，相反，这个条件的丧失才，是有益生物体生存的。比如，吸毒的欲望之不能被满足，不是整个生物体的功能性失效。而我们依旧将没能够吸毒，视为吸毒的欲望本身的功能性失效，是因为我们知道吸毒的欲望，在意向性上指向吸毒。这里的要点是区分一个生物体整体上的功能丧失，与一个特殊的欲望本身的功能丧失。一个生物体整体上的功能丧失，不必预设意向性关系,因为它指的就是有害于保存基因，它可以用非意向性的语言来描述。但是，说一个特殊的欲望本身的功能丧失，实际上等于说该欲望的满足条件未能实现。它预设了意向性关系，是一个循环解释，而对于意向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或一个欲望如何对应于它的满足条件，它实际上未作任何说明。 更早些，Price（1998）提出了回答功能不确定性问题的另一个主要策略。Price提出一些条件，希望以这些条件来唯一地确定一个生物器官或特征的特殊功能。这些条件包括直接性、独立性、抽象性。比如，输送营养是心脏的相对间接的功能，因为更直接的功能是通过心肌收缩、扩张而使血液循环。同样，输送营养这一功能需要其它器官的辅助，而使血液循环是心脏的更为独立的功能。因此，使血液循环是心脏的唯一的特殊功能。Walsh（2002）对此提出一些批评，认为这将排除一些从科学的角度看是正当的多功能的情形。但真正的问题是，当这些条件被用于内在表征时，要么它们得到错误的结果，要么它们依旧是循环的。如果将一个欲望直接与心脏相类比，那么它的最直接、最独立的功能，可能是激活大脑的一些区域，促使大脑产生某些活动，也就是盘算如何去满足这个欲望的思想活动，而不是这个欲望所对应的那个遥远的满足条件。那个遥远的满足条件之于这个欲望，就如维持细胞生存，甚至最终在进化中保存基因，之于心脏。反之，如果我们将那个遥远的满足条件，视为这个欲望的直接的、独立的功能，那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欲望在意向性上指向那个满足条件。换句话说，用来描述心脏的功能的直接性、独立性等概念，不能直接用于描述欲望的功能。我们对心脏的功能的直接性、独立性的描述，是依赖于描述心脏的结构，以及心脏与其它器官的连接的结构等等。由此，直接性、独立性这些概念才有独立的涵义，而不是循环地依赖于“心脏的真正功能”这个概念。由此才有可能对“心脏的真正功能”这个概念，做出非循环的阐释。但是，当“直接的”、“独立的”等这些词用来描述一个欲望的满足条件时，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是依赖于我们对意向性的理解。仅仅因为一个欲望在意向性上指向那个满足条件，我们才在这个意义上，将那个满足条件视为这个欲望的最直接的、独立的效果。因此，直接性、独立性这些概念，对意向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没有作任何真正的说明。 这些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努力，都是想用一些外在条件，来唯一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所意向性地指向的功能。一个内在表征的功能是通过一个因果链条来实现的，但这个因果链条中同时包含了心灵实体（即内在表征）与外部对象，而且从内在表征到它所表示的外部对象或条件之间，还有许多环节。它不像实现生物器官的功能的因果链条那样是透明的。这些不成功的例子说明，用一些简单的外在条件来唯一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所意向性地指向的功能，很难回避循环性。要对意向性关系做出非循环的解释，我们必须明确分析这个因果链条中，从内在表征到下一个外在事物的环节，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尤其是必须分析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如何使得这个因果链条的下一个环节，是如此这般的对象或事态。对于心脏，它的某个特殊功能，都是通过分析心脏的内在结构，以及分析心脏与其它邻近器官的联接的方式来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对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作类似的分析，我们就不可能对意向性关系做出非循环的解释。 分析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的必要性，也可以从以下例子看出。假设C和D分别是“喝水”与“解渴”这两个欲望，而X和Y分别是“喝水”与“解渴”这两个外部条件。注意一下，X可能是D的一个更直接的效果。如果有一些条件可以从C唯一地选择出X而排除Y，又可以从D唯一地选择出Y而排除X，那么这些条件必定要涉及C和D的内在结构。否则，一旦它们唯一地选择出X而排除Y，它们就不可能再唯一地选择出Y而排除X，除非它们隐含地假设了C表示X而D表示Y。不分析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而想对内在表征与所表示对象的意向性关系做出解释，将无法避免循环性。
3.3 概念原子论与非对称依赖性的循环性 Fodor的非对称依赖性概念面临的是同样循环性的问题。最近有些作者是从分析“规律性关系”入手，来指出非对称依赖性条件的难点（参见Mendola2003）。这里，我们侧重于强调非对称依赖性概念的循环性。这一点也曾被指出过（参见Adams 2003所引文献），但Fish（2000）对称依赖性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表面上它不预设意向性。另一方面，Fodor（1998，2004）明确地支持概念原子论。并非偶然地，Millikan（2000）也支持概念原子论。概念原子论认为，一些常见的词项概念，包括像‘牛’、‘水’等自然类概念，都是原子性的，即没有内在结构。Fodor认为这些概念是思想语言中的符号，它们与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用非对称依赖性条件刻画。以下将要说明，由于不是从内在结构来做解释，“非对称依赖性”这个概念，与“功能性失效”一样是循环的；我们对非对称依赖性的理解，实际上也是依赖于我们对意向性的理解，而用“非对称依赖性”来解释意向性，实际上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Fish的解释也是不成功的。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是一个规律对另一个规律的依赖性。Fodor所需要的依赖性不是普通的科学概念。在普通科学中，规律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个比另一个更一般、一个可以由另一个推导出等等。这些都不是Fodor所需要的依赖性。假设R是一个内在表征。认为远处的马（记作M）导致R这一规律（记作M®R），是非对称地依赖于牛(记作N)导致R这一规律(记作N®R)，直观上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M®R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S，即M®S®R，而S是对牛的感觉印象。同样，N®R也应该是N®S®R。因此，M®R仅仅因为M通过S使人误以为它是N。但是，这是假设了S是关于牛的感觉印象。事实上，M与N依旧是对称的。既然有M®S, S也是由M产生的感觉印象。称S仅仅是关于牛的感觉印象，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与自然因果关系不同的意向性。不预设存在于S与N之间的意向性关系，并不能看出M与N之间的非对称性。 Fodor（1990）是通过可能世界来解释非对称依赖性的。M®R是非对称地依赖于N®R，因为（1）在离现实世界最近的、使得N®R这一规律失效的可能世界中，规律M®R也失效；（2）而反过来，在离现实世界最近的、使得M®R这一规律失效的可能世界中，规律N®R并不失效。也就是说，三个可能世界依其由近至远应该排列成：w1=（N®R，非M®R），w2=（非N®R，非M®R），w3=（非N®R，M®R）。直观上这是可以理解的：w2比w3离现实世界近，因为在现实世界中R是真正地表示N的，而M®R仅仅因为M使人误以为它是N；因此，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如果N®R失效，即R不再表示N，比如，另外一个Q表示N，那么最可能的是M®R也失效，而M®Q成立。否则，它意味着这个可能世界中更多的改变。但是，这种理解本身也是基于假设“R表示N，而R是M的错误表示”。这只是用意向性关系来定义可能世界之间的距离。这是用可能世界来刻画一个概念的最常见问题，即可能世界之间的距离需要循环地用被刻画的概念来描述。 Fodor（1994）有另一种解释，Fish（2000）则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其大意是：N®S®R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比如S（对牛的感觉印象）实际上可以有多种形式{S1，…，S100}。N®S®R可以通过所有这些形式实现，而M®S®R只是通过S的一部分形式实现，比如{S1，…，S20}。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M®S®R是非对称地依赖于N®S®R。对于牛，这也许是对的。它的直观背景是，一个真正的意向性关系，与错误表示相比，是更稳定的、更扎实的（robust）、由更多不同的中间机制实现的。远处的马导致R，因为它导致了关于牛的部份视觉印象。如果某物能导致关于牛的全面的感觉印象，错误表示就一般不会发生。真正的牛会以更多、更稳定、扎实的方式导致R。但是考虑一下恐龙（K）与对于它们的内在表征（Q）。在现实世界中从未有过直接的K®Q的例子，而唯一的、间接的、由K导致Q的因果联系，是通过恐龙的化石实现的。相反，如果J是一个会动的、会发出声音的、栩栩如生的恐龙模型，那么J®Q可以通过许多中间机制实现。而如果假设这个模型事实上其实极不准确，那么，将现代人置于真正恐龙面前时，可能将没有K®Q的规律。因此，K®Q似乎不如J®Q更稳定、更扎实、由更多的中间机制实现。同样，考虑某种很稀有、又很难检验的病毒A。假设A会导致某种症状；又假设有另外一种较常见的病毒B也容易导致相似的症状。因此，由B导致P（关于A的内在表征）的规律性联系，可能要比由A导致P 的规律性联系更稳定、由更多的中间机制实现。 这些都说明，Fodor与Fish的这种解释，可能都只是适用于对我们熟知的事物的内在表征。其实，即使对于‘牛’，我们也不能很确定是否牛®‘牛’的规律，是比牛奶®‘牛’的规律更稳定、扎实，由更多不同的中间机制实现。至少对于绝大多数天天喝牛奶但却从未见过牛的人来说，这是很可疑的。所以，事实上,这种解释只适用于那些熟知内在表征R所表示的对象，而且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识别R所表示的对象的人心中的内在表征R。因此，它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空洞的解释：假如一个人熟知他的内在表征R所表示的对象，而且有多方面的能力识别R所表示的对象，那么他的内在表征R所表示的对象，就是那些能够由更多不同的中间机制实现而导致R的外部事物。在这些特定的前提下，它可能说出了意向性关系与错误表示关系的一些区别，也就是说，对这样一些人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内在表征，导致错误表示的规律性联系，是更不稳定、更不扎实、由更少的不同的中间机制实现的。但这是因为前提已经将R限制到这一类使得R所表示的对象可以如此刻画的特殊情形。这显然远不足以揭示意向性关系本身是什么。 其实，更根本性的问题是，Fodor对意向性的解释，与目的论语义的解释一样，都是试图用一些外在条件来确定一个内在表征的表示对象。这些外在条件都是基于对意向性关系的一些直观理解。比如，一个欲望的满足条件没能得到，就相当于这个欲望的功能没能实现。又如，与错误表示关系相比，正确的意向性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是更稳定、更扎实的。既然这些条件都是从直观理解中概括出来的，它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合理的。而且，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条件也可能唯一地确定一个内在表征的外在内容。但是，由于这些不是从假设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假设解释、处理这些结构化的内在表征的心灵机制出发，它们对意向性关系究竟是什么，其实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描述。而这些条件，要么是循环的，预设了意向性，要么不适用于描述内在表征（虽然可能适用于描述其它器官的功能），要么只是有条件地适用于部分情形。这就好比一个人描述心脏时，不是描述心脏的内在结构、它与其它的器官如何连接等等，而是描述心脏的位置，描述失去心脏会使人死亡等等外部特征。这些条件也可以唯一地确定心脏，甚至心脏的某种功能，但是它们没有说明心脏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实现它的功能。而一旦想将这些外在条件，推广到描述最一般的意向性关系，循环就不可避免。 对于Fodor来说，这种缺陷是与他持有的概念原子论紧密相连的。概念原子论否认这里所考虑的概念有内在结构，因此也排除了通过分析概念的内在结构来解释意向性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用非对称依赖性这样的外部条件来解释意向性关系变得不可避免。Fodor提出概念原子论的动机，在于他认为的其它概念理论所面临的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包括概念个体化与恒同性问题、分析性问题、如何界定拥有概念问题、概念复合问题等等（Fodor 1998,2000,2004；Fodor and Lepore 2002）。一些作者已经指出Fodor的论证中的问题，而且指出概念原子论本身并不能真正回避这些问题。参见Margolis and Laurence (2003), Laurence and Margolis（1999），及 Mind & Language 15(2000),No.2-3 与Mind & Language 19(2004),No.1上所载的一系列讨论文章。这里我想提出，概念原子论的最大问题是，偏爱概念原子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误解，即它使得概念理论的一些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而这种误解是基于一些幻觉，基于将真正问题置于一边，而并未对问题做出真正的解答。 比如，Fodor也承认心灵有一些机制，使得作为原子的、无内在结构的概念，可以牢固地与概念所表示的对象相联系。但是Fodor认为这些机制不是概念的构成成份。这就是他的取巧策略，因为这些极其复杂的机制，本身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分析这些机制，才能真正解释清楚意向性关系的结构。而原子性的东西本身，既然没有内在结构，也就没有什么可分析的了。因此，抛开这些复杂的机制，Fodor只能以包含循环的外在条件，来描述原子性的概念与它所表示的对象的联系。 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取巧策略为什么不可行。考虑一下我们的社会中的一些较复杂的组织机构，比如北京大学。有一些规则决定一个人、物体、或下属机构是否隶属于北京大学，但这些规则带有许多模糊性。尤其是，没有一条规则是绝对的。这就好比一个概念有哪些条件也带有许多模糊性。断言一个概念有一些本质条件（如‘单身汉’有‘男性’、‘未婚’为本质条件），意味着接受分析性，会带来众所周知的难题。因此，Fodor的想法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思想语言中的符号，没有内在构成，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本质地属于一个概念的。这相当于说，‘北京大学’这个概念就是“北京大学”这个词，而那些决定某人是否隶属于北京大学的复杂的、模糊的规则，都不在‘北京大学’这个概念中。然后，如何解释“A隶属于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关系？Fodor的非对称依赖性处理方式实际上是这样的：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人是这样的一类人A：首先，A常常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走动（即条件（1）有C导致R的规律性关系）。但是，常常在北京大学内走动的人不一定隶属于北京大学（即有错误表示的情形），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另一类人B也常常在北京大学内走动，那么他们之如此，是“非对称地依赖于”A之常常在北京大学内走动（B是去访问A？）。（另一种可行的类比是：（1）A常常带有“北京大学”标志；（2）如果另一类人B也常常带有“北京大学”标志，那么他们之如此是“非对称地依赖于”A之常常带有“北京大学”标志。） 以这种方式解释“A隶属于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关系，直观上不全错：如果别人与北京大学的联系，是非对称地依赖于A与北京大学的联系，那么A应该是真正地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但是很显然地，这样不可能真正地解释这个关系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断言B之常常在北京大学内走动是“非对称地依赖于”A之常常在北京大学内走动，是因为假设了A才是真正隶属于北京大学的，而事实上，有些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人从不在北京大学内走动，而只是通过一些不属于北京大学的中介人物，才与北京大学相联系。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恐龙”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如果决定某人是否隶属于北京大学的那些规则是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的，那么这种复杂性是真实的，它不可能以这种取巧的方式回避。隶属关系事实上是由这些复杂的规则决定的。研究这些复杂的规则，才是解释“A隶属于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关系所真正需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有一个循环解释。 促使Fodor偏向概念原子论的其它那些难题，如概念复合、概念个体化、分析性等等问题，确实都是概念理论的难题。但这些难题都是由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而产生。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更细致地分析概念的结构，包括容纳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等来解决。比如，Fodor支持概念原子论的另一个理由是，概念原子论使解释概念的复合变得容易。这实际上也是基于一个不可行的取巧策略和一个幻觉。事物有两种方式可以复合。一种是两个有结构的事物依内在结构而相结合，比如物理学、化学中的原子、分子等，以及大脑神经元之间，都是这样结合的。第二种是，一个作为第三者的复杂事物，将另外两个事物（可能依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等）解释为某种复合。比如，保存在电脑存储区中的两个存储单元的两个符号，需要通过电脑程序的解释，才能被看成某种形式的复合。这种复合确实与两个被复合的事物的内在结构无关，因此两个被复合的事物可以认为是原子性的。但正因为如此，这种复合需要一个解释者，而且解释者不同，相同的两个事物，也会被解释成不同的复合。假如概念是思想语言中的原子性的符号，那么概念的复合同样需要一个解释者。解释者如何将两个原子性的事物解释为某种形式的复合，是极其复杂的，但也正是真正值得研究的。Fodor的取巧策略，是将这个复杂的解释者置于一边，而声称只要概念是原子性的，概念复合的复杂性就不存在了。这只是一个幻觉。 Fodor的理论的这种问题也是跟本性的。它也说明，要切实地解释意向性关系，我们必须分析概念的内在结构，分析心灵解释概念的内在结构的机制。
3.4 有益生存的虚假信念问题 从常识的角度说，一个信念之为真与它是否有助于生存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是不同的、互相独立的。目的论语义试图将前者还原为后者，因此它必须解答有关有益生存的虚假信念问题。Papineau（1993）承认，一个“胆小鬼”的不想在战斗中受到任何小伤害的欲望，是有害于生存的，同时进化选择出的心理机制对这种有害欲望作了补偿，使得一些人错误地相信自己在战斗中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此时，错误的信念，即“自己在战斗中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变得有益生存。Papineau似乎认为，这就已经解决了有益生存的虚假信念问题。但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目的论语义的错误。因为，我们的问题恰恰是，仅仅提及信念或欲望是否有益生存，我们不能区分如下两种情形：有害的欲望加上错误的信念产生了有益生存的效果；正确的信念加上有益的欲望产生了完全同样的有益生存的效果。承认这两者之间有区别，也就是假设了有一个不同于、且独立于“有益生存”的“真”概念，假设了“真”不能用目的论的方式完全得到解释。或者说，“真”相对于“有益生存”是不确定的。用“进化选择出的心理机制对有害欲望作补偿”来解释这种现象是对的，但它真正说明的是，为何在一些情况下“真”与“有益生存”相符合，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不符合。这恰恰是承认了“真”是独立于“有益生存”的。 Millikan的解释依赖于她的“正常机制”概念。正常机制是由进化选择出的生物机制。依Millikan的想法，内在表征对应于所表示对象的语义规则，是由正常机制决定的。同时，正常机制也使得生物体能够利用表征与所表示对象的对应，来产生有益生存的行为。既然两者都由正常机制决定，这似乎意味着，只要正常机制在起作用，就不会有语义对应不存在，而产生的行为又有益生存的情形，即不会产生有益生存的虚假信念。但这实际上是基于Millikan的“正常机制”概念的一个隐藏的歧义。首先，如果“正常机制”指的是纯粹生物上的正常机制，即现实中存在的、由进化选择出的、最有益于生存的生物机制，那么直观上很显然，正常机制在起作用时，也会有许多有益生存的虚假信念。只要考虑一些字面意义上互相冲突的宗教信仰，或一些迷信的观念。人们从字面意义上相信的其中一些信念，一定是虚假信念，但它们可以同时是有助于生存的。对这一类问题的常见回答是，这说明起作用的机制“不够正常”。比如，Millikan称“那些意在扭曲信念的系统，必须依赖于更一般的、意在产生真理的系统。”（Millikan 2004: 86）但是，两千年以前人类具有的生物机制也是当时宇宙间“最正常”的生物机制，而如果人类当时由于某种原因就灭绝了，它就可能是整个宇宙历史上“最正常”的生物机制。如果“最正常”的生物机制还不够正常，那么“正常机制”这个概念一定有一些隐含的、未明言的条件。这个条件显然是，“正常机制”是能够保证得到真理，而不仅仅是得到有益于保存基因的信念的机制。这就是“正常机制”的另一种解释。这也是为什么Millikan的解释听起来合理的原因。这种解释预设了“真”概念。以这种正常机制概念来解释意向性与“真理”当然是循环的。 另外，诉诸某种“理想的生物机制”这样的概念也是无效的。谈论“理想”，就预设了一个关于什么是“更理想”的条件。问题是这条件是什么。比如，如果“更理想”指的是人类与其它物种更和谐地共存，那么很可能“更理想”的条件，是要求人类的“理想的生物机制”能够让人类认识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真理。因为，比如人类对原子核层次的真理的认识，显然使得所有的生物物种都面临由于核爆炸而毁灭的危险。所以，试图用“理想的生物机制”来规定真理，实际上也是预设了“更理想”也就是能够认识更多的真理。这又是一个循环解释。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说，内在表征与所表示对象的语义对应规则是由进化选择出的机制决定这一想法，有天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产生有益于保存基因的行为，当然也是由进化选择出的机制来实现的。因此，一个表征内容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这二者如何是可能的，而同时又会有语义对应不存在、而产生的行为依旧有益于保存基因的情形。要说明这一点，也是需要考察决定语义对应规则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它与心灵的其它机制，尤其是与产生有益保存基因的行为的机制，有什么联系与区别。由此才可能说明，“真”与“有益保存基因”何时相符合，何时不相符合。仅仅用一些外在条件，比如像目的论语义那样，用有关生物目的的条件，来规定意向性关系是不够的。它们无法说明“真”与“有益于保存基因”的真正差异。
四、一个涉身的内在图表征理论
本节介绍作者本人提出的一个涉身的内在图表征理论，以及它对表征理论讨论中常见问题的回答。详细的论述请见Ye（2006）。 前面的论述说明，一个表征内容理论应该假设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假设心灵解释内在表征的内在结构的机制，说明这种心灵机制如何将内在表征的成份，解释得与心灵所处的实际历史与环境相联系，解释成为这个历史与环境中的事物。这个涉身的内在图表征理论，将内在表征的最基本成份假设为某种像通常所说的知觉印象的内在图画（inner map）。但是，与其它的内在图画理论（如Prinz 2002）不同，这个理论强调内在图画是涉身的(embodied)。更准确地说，一个内在图画不仅仅反映外在事物的感觉性质，它还能表示外在事物及事件的四维时空结构，以及外在事物相对于内在图画的寄生身体的时空位置。 一个内在图画表示一个时空区域，或处于一个时空区域中的某个物体。一个内在图画中的“点”表示一个时空区域的知觉上极小的部分。一个“点”有三种属性：感觉属性、相对时空属性、与绝对时空属性。这些属性都由神经元状态实现。“点”只是一种说法，真正构成一个内在图的是这些属性。感觉属性表示外部物体的感觉性质，而相对与绝对时空属性则表示外部事物的时空结构及（相对于内在图的寄生身体的）位置。 感觉属性与外部物体的感觉性质的对应，通过人体的生理-物理规律性实现。比如，某种波长的光波刺激视网膜细胞，导致某些特定的神经元处于某种状态，即实现这种感觉属性的状态。 对于空间属性，该理论假设，我们的心灵有一些机制，能够将这些空间属性解释、转换为眼睛与肢体的运动，以确定一个外部空间相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位置、或追随某个外部空间结构，比如眼睛注视某个位置，或扫视某个形状，或手触及某个位置等等。这种假设可以由一些心理学研究得到旁证。一些心理学研究显示，人及一些其它动物在观察某个外部事物时，关于外部事物的空间位置的信息与关于外部事物的其它的、如颜色等的可观察性质的信息，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达到大脑的不同的区域，而且处理空间位置信息的神经元，与大脑控制身体运动的区域密切相连。参见Hurford(2003)及所引文献。另外，一些心理学研究还显示，想象身体运动时所激活的大脑神经元，与实际执行那些所想象的身体运动时所激活的大脑神经元基本相同。参见Feldman & Narayanan (2003)及所引文献。这可以理解为，这些神经元本身是对应于那些运动的。因此，假设实现内在图的空间属性的神经元控制了眼睛与肢体的确定外部空间位置的运动，那么，即使眼睛与肢体并未真正地完成运动，这些神经元也是对应于这些眼睛与肢体的运动所确定的位置。这些想法与认知科学中的“涉身性”观念相符。参见Svensson & Ziemke（2004），Wilson（2002），Lakoff & Johnson（1999）。一个内在图的绝对时空属性可能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遗忘。在这种情形，这个内在图就不确定所表示的对象在时空中相对于身体的精确位置。 内在图的涉身性带来两个结果。首先，一个内在图所表示的对象，可以确定为内在图所寄生的身体所处的实际历史与环境中的对象。这可以解决像孪生地球问题那样一类的问题，而不必假设意向性关系是由外在的因果-历史事件决定。内在表征的外在内容还是由我们脑子中的内在表征决定，不过这种决定，是由将一些内在图，通过内在图所寄生的身体的（实际或想象中的）运动，解释为身体所处的实际历史与环境中的对象。其次，这也解决了表征内容的不确定性，因为内在图的相对与绝对时空属性，确定了内在图所表示对象的时空结构及位置。比如，一个内在图也是由一个从外部事物到神经元的因果链条产生。但是，既然内在图确定了所表示对象的时空位置，它也就确定了这个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同样，一个关于牛的内在图，确定了它所表示的对象有特定的三维空间结构，因此这个内在图不会表示我们的关于牛的感觉印象本身，因为感觉印象本身不具有这样的三维空间结构。 内在图是构成概念的最基本成份。关于概念的结构，这个理论结合了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的概要特征理论（prototype theory, or summary feature list theory）与范例理论（exemplar theory）。参见Murphy（2002）。这个理论假设，一些常见的概念，包括大多数由单词表达的词法概念如‘牛’等，由一些（可能为空的）带权重的概要特征（summary feature）和一些（可能为空的）带权重的范例（exemplar）构成。一个概要特征本身也是一个概念，可能以语言表达式表达。概要特征可能表示这个概念所表示的对象的某些特征，但不限于此。它们也可描述对象的功能、内在结构等等。它们可以是关于对象的任何描述。一个范例由一个内在图和一些概要特征构成。范例表示关于这个概念的习得的例子；范例中的概要特征则表示这个例子的一些特征。同时需要范例和概要特征，是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在我们的记忆中，可能是先以内在图（即知觉印象）的形式存在。然后，由于现有概念框架、背景知识等的作用，一些以内在图的形式表达的信息，可能转换为以语言表达式表达的概要特征。一个概念还可以有一些元属性（meta-attributes），表达概念本身的特性，比如，概念的种类，到达这个概念的属概念或种概念的链接，到达表达这个概念的语言表达式的内在表征的链接等等。这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概念结构，可以表达关于一个概念的相当复杂的信息。概要特征加范例形式的概念称为基本概念。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这种形式。例如，两个基本概念的逻辑复合或其它更复杂的复合可能不再是基本概念。还有，所谓的家族相似概念，也许是一族基本概念。 决定概念外在内容的语义规则，依赖于概念的种类。比如，有一类概念是本质主义概念。心理学家发现，本质主义信念是普通人中普遍的信念（Murphy 2002）。心灵是否将一个概念当作本质主义概念，依赖于这个概念的元属性，也就是依赖于这个概念的内在结构中的信息。一个本质主义概念所表示的对象，是与概念的范例所表示的对象有着相同内在结构的对象。所以，一个概念表示什么，依赖于概念中的范例的内在图表示什么。一个人的概念‘水’的范例，包括她对于以前遇到过的水的记忆，以范例中的内在图的形式保存在记忆中。这些内在图所表示的对象（也就是这个人的‘水’的概念的范例表示的对象），是她以前实际遇到过的水。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内在图的解释是相对于内在图的实际寄生身体的。因此，地球人的‘水’的概念只表示地球上的水，而不表示孪生地球上的XYZ。 其它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由此得到解决。比如，前面关于“沼泽人”分析与这个理论相符合。“沼泽人”记忆中的内在图，可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沼泽人”的身体而得到解释。只是由于“沼泽人”可能只出生了一天，如果内在图可能不对应到外部事物。还有，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构造关于“飞马”的内在图，虽然它不对应于外部事物。所以，空概念可以与其它概念一样得到处理。概念演变问题，可以用范例上的权重来模拟。在将一个概念使用于对象的过程中，我们的概念获得了新的范例。随着新范例的总权重增加，概念所表示的对象有可能产生变化。 Frege问题可以通过假设一个命名概要特征来解决。一个人的用语词表达的概念，如‘Tully’，有一个概要特征“被我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人称为‘Tully’”，称为命名概要特征。当这个命名概要特征有着超过其它概要特征的权重时，这个人的概念所表示的对象就由他的语言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决定。这就是所谓由专家或由专名的因果链条决定指称的情形。如果一个人不知道Tully就是Cicero，那么他的两个概念‘Tully’与‘Cicero’就有不同的命名概要特征，虽然他的语言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决定了这两个概念所表示的对象是相同的。当这个人学习了“Tully就是Cicero”后，他的两个概念‘Tully’与‘Cicero’就融合成了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的命名特征成为“被我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人称为‘Tully’或‘Cicero’”。这也是熟知Tully就是Cicero的人心中的相关概念。对于他们来说，语句“Tully就是Cicero”不带来新信息。 最后，析取概念问题可以这样得到解决：由于我们希望我们个人的概念与其他人的概念相容，我们的概念范例中的内在图，不是非常精确地记录我们实际遇到过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的‘玉’这个概念，不是表示“与我实际遇到的那些个玉石有相同内在结构的东西”，而是“与我周围的看起来像我实际遇到的玉石的东西，有相同内在结构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别人会将那些看起来像我们实际遇到的玉石的东西，当作他们的范例，保存在他们的‘玉’概念中。我们要与他们的‘玉’概念相容，因此要将可能被他们作为范例的对象，也包括在我们的范例中。结果是，包括在我们的范例中的，不仅仅是我们或他们实际遇到的样本，还包括他们可能遇到且会被当成范例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实际遇到了什么。这意味着，如果软玉与硬玉都在我们周围，而别人可能遇到的样本包括这两种玉，那么我们的范例就包括了这两种玉。因此，我们的‘玉’这个概念表示两种玉，即使事实上别人和我们一样，极其偶然地只遇到过其中一种。关于用这个理论解决表征内容理论的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Ye（2006）。 决定概念外在内容的语义规则，是部分地由进化选择出的生物机制决定的（如将内在图的时空属性，解释为确定外部时空位置的眼睛与肢体运动的生物机制），部分地由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决定。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比如时空结构的客观规律性、事物的内在结构的客观规律性等，使得内在表征与外部事物的对应，可以延伸到我们的认知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在进化中发展出另一个更高层次的智能机制，来猜测内在表征与外部事物的对应的存在。这种机制不能完全可靠地准确猜测内在表征与外部事物的对应，但是它在许多情况下的猜测是准确的，而且准确性与由此产生的行为是否有益生存相关联。这种机制本身也是在进化中被选择、得到完善。然而，它之所以在进化中被选择，不是直接地因为它能够准确地猜测语义对应关系，而是因为它能够产生有益保存基因的行为。因此，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形下，它系统地作错误的猜测，但由于某种原因而仍旧被进化选择。 换句话说，我们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生物机制。决定内在表征与外部事物的语义对应的生物机制，是由我们的更原始的生物物理规律性，以及在正常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知觉能力决定的。它是更稳定的、由基因决定的、不受学习影响的。它借助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将语义对应延伸到超出我们直接可及范围的外部事物。另一个猜测语义对应的机制，则是更灵活的、能够受学习影响的、由社会文化活动来传播的。两种机制构成我们生物机体的两个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子系统。两个子系统一起在进化中被选择、得到完善。但是，这个高级子系统是更晚近的发展，而它之在进化中被选择，不是直接因为它能够准确地猜测到这个低级子系统自身独立地确定的语义对应，而是因为它与这个低级子系统一起可以产生有益生存的行为。有益生存的错误信念之所以可能产生，就是因为两个子系统之间一个部分的错位，可能恰好由另一个错位补偿。更重要的是，“真”只是由其中的一个低级的子系统独立地确定的。因此，“真”不能归结为整个系统总体上的有益生存。总体上的有益生存，不能唯一地确定“真”。 这个理论，还提供了对其它一些问题的回答。例如，它帮助澄清分析性问题，能够回答拥有概念、概念个体化问题等等。详细的论述可参阅Ye（2006）。 虽然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比如，内在图中的点的属性的权重分布的细节、各种概念的语义对应规则的细节等还不完备，但是它提供的框架应该是可行的。而且在解决概念内容理论的常见问题方面，它比现有理论更一致、合理、自恰，更与直观相符合；它解决了更多的问题，也能提供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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